最初的困惑
爱好、特长与职业，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可我们常常将它们混淆。嘴上说着明白，心里却未必真的清楚。
比如，许多父母为孩子选择课外班时，更多是依据自己的偏好，而非孩子的兴趣或天赋，更少考虑到长远的发展。我们既未向孩子说明选择的理由，也未解释这三者之间的区别，甚至很少征求他们的意见、观察他们的反应。这就像一个匆忙启动的项目，未曾思考它是否具备持续的竞争力，又将走向怎样的未来。
而我对于职业的初次觉醒，对于这三者区别的真正理解，是在走过一段试错之路之后才逐渐清晰的。
初显的天赋
我从小喜欢乐器，对音律格外敏感，任何乐器拿到手里，不出三天就能弹出个调子。这一特长在小学二三年级时便已显现，也得到了老师和父母的关注。
直到五年级，父母不惜花费，带我坐了一整天车，专程到省城太原买回我的第一把小提琴。从此，我对音乐的爱好有了具体的寄托。父母鼓励我认真练习，将来有机会报考山西大学音乐系。
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把山西大学当作终点，长大后才知道还有中央音乐学院这样的学府。也许在他们看来，山西大学已是小县城孩子能够企及的最高目标；又或者他们认为，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专业对文化课要求较低，我能以不高的分数“撬动”一所好大学——那或许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无论如何，他们为我设定了一个现实的目标，而我也确实为之努力了好几年。
现实的考量
初中三年，我在学琴与练琴中度过，乐此不疲——毕竟练琴比写作业有意思得多。父母也很欣慰，因为我在学琴的同时，成绩不降反升，名次不断前进。直到高一，他们开始觉得，照这个趋势，我或许不需要艺术特长也能考上大学，那样未来的选择会更多；同时他们也担心，我当时的音乐水平是否真能达到大学的专业要求。于是，父母决定在这个关键节点为我做一次评估。
几经周折，长途跋涉，父亲带我来到省城，走进山西大学音乐系一位小提琴教授的家。现在回想，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教授家的工作室不足十平米，对着门的墙边放着一架盖着红色丝绒布的钢琴——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真正的钢琴。琴上摆着一只打开的小提琴盒。除此之外，房间里几乎没有别的陈设。父亲和我拘谨地坐在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我已记不清教授的长相，只印象中他红光满面、梳着背头，很有艺术气质，一看便是城里人。
教授让我拉了一段曲子，随后略带为难地提了几点意见：来自小地方的家庭能支持孩子学琴已属不易；以我目前的水平，考音乐系确实还不够；但如果能保证每周高质量的教学和练习，到高考前仍有希望。
走出教授家，我心中想的是：大学环境真好！城里人的生活真幸福！教授说我有希望！
职业的样子
难得来一次省城，父亲带我和一位同乡大伯逛夜市，那段经历对我冲击极大。第一次见到夜晚的街上这么多人，摊贩云集，卖的都是新奇玩意儿。而更让我佩服的是，同乡大伯见多识广，边走边聊，天南地北无所不知。
第二天返程的长途车上，我挨着这位大伯坐。聊到我此行的目的，他鼓励我好好练琴，并为我描绘了一个更具体的职业图景——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他生动地讲述了一位首席小提琴家优雅的生活状态，令我羡慕不已，心生向往。
聊到最后，我问他：“如果我有幸考上大学，毕业之后，是不是就能成为首席小提琴家？”他收起之前的轻松，郑重地告诉我，那将是一场更加激烈的竞争，只有全国最顶尖的小提琴演奏家才能胜任。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默默计算：全国有多少所大学设有音乐系、每年有多少毕业生、累计有多少受过专业训练的小提琴演奏者——而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席位，只有一个。
比来的觉醒
音乐虽是我当时最明显的特长，却也只是我众多爱好中的一个。
我喜欢动手，从小动手能力就强，许多玩具都是自己做的，家里东西坏了，我也总能想办法修好。
我对物理格外着迷，曾查资料想弄懂磁性的来源，还设计实验测试磁力大小，甚至思考温度对磁力的影响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其中蕴含哪些物理原理？这些原理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我能利用它们创造什么？
我渴望行走四方，是个“坐不住”的人。总觉得世界那么大，还有那么多国家、城市没去过，那么多大学、学科可供选择，那么多职业与人生值得体验。
虽然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未必都能实现，甚至未必都有意义，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爱好”，小名叫“可能”。如果我选择教授指出的那条路，或许能让其中一个爱好变为职业，却可能牺牲所有其他的兴趣。这对当时血气方刚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艰难的取舍。
经过这些事，我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逐渐明白了：
职业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是生活。
特长是从事职业的支撑，是能力。
爱好是练就特长的源泉，是动力。
我希望选择一个职业，既能发挥我的特长，又是我的爱好所在，同时还不妨碍我有时间投入其他爱好，并保留将它们发展为特长的可能。
——这就是我对爱好、特长与职业的第一次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