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品批评之九
都市白领女性沉没于诗境的生命之光
——评说邓晓燕诗集《格子里的光芒》
黄 洁
题记:邓晓燕,重庆女诗人,鲁迅文学院西南班第一届学员及十八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协会员。曾任重庆一中高中语文高级教师,退休后专注于诗歌创作。2008 年开始诗歌创作,累计发表、出版诗作 800 余首,著有诗集《格子里的光芒》、《白火焰》等,获得第五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金奖、第九届重庆文学奖。《格子里的光芒》(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收录了女诗人早期代表作,其中多首诗歌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家级刊物,曾获重庆作协资助项目扶持。本文是几年前为《格子里的光芒》所写评论,遗憾的是,由于不便言说的原因未能及时发表,现经修改发表于《简书》。
都市白领在当今不仅是一个时髦的流行语,而且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大城市的一个特殊群体。正如美国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所显示的一样,这个在现代化、都市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滋生的特殊人群,女性显得尤为鲜活、耀眼,甚至在很多时候其气焰压抑着同为都市白领的男性,使之成为陪衬的角色。
白领女性从事着大城市的诸种脑力劳动职业,在欧美也称之职业女性,属于都市知识女性中很在意“青春永不褪色”而时尚化的那一层人众。在她们的心目中,工作是谋生的手段,而绝不是生活的全部,和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没有远游近玩、灯红酒绿的休闲生活的老一辈知识女性完全不一样。她们特别看重工作之余的舒适休闲对于享受生命乐趣、提高生活质量的意义,希望通过个性化的、自由的、自我主导的方式,表达并满足自己的雅致生活品味的生命诉求。除此之外,中国都市白领女性还有区别于其他国度同类女性的特点——她们会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处理血缘亲情,也会用中国方式表达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以此构成其人格的丰满内涵。
诗集《格子里的光芒》作者邓晓燕,就是中国都市白领女性中的一员。她采取诗歌这种高雅的审美方式,表达自己热爱生命、珍惜真情、注重亲情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由此营造出沉没于诗境的文学生涯,不仅借此寄寓源出于个人经历的文化诉求,也使之闪烁着都市白领女性的生命之光。
一、白领女性艺术化的生命活动的品味与情调
本文选用“都市白领女性”,无非是为了在认证女诗人身份的同时,确认其特定精神气质。作为当今中国的新阶层,白领女性属于都市知识女性——职业女性。
在当今中国,“都市知识女性”是一个职业身份五花八门的社会群体。事实上,同属于“都市知识女性”,却可能有着悬远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差距,因而可能分别归属截然不同的亚文化身份。
作为职业女性,邓晓燕的真身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女教师。这是高中语文高级教师邓晓燕。一当走出教室,融入学校之外的繁华世界,她便分身为很能享受较为优裕的生活情趣的时尚女性。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她的诗集收录了诸如《一位退休教师》、《张老师上早自习前的时光》、《英语老师有一条发烫的短裙》等几首直接取材于校园的诗作,却都无法成为最能体现其精神气质的代表作。不言而喻,真正成就诗人邓晓燕而能真切地体现出她的诗人精神气质的作品,应该是《我的杯子》、《一件白色风衣》、《就半个吻》、《雨后的清晨》、《泡温泉》、《磁器口喝茶》、《死于你唇上的花朵》、《在茶馆按摩肩》、《洱海,我在你岸边读诗》等等。单从这些题目,读者诸君已经能够隐隐估摸出其抒写的内容,感受到从中溢出的情绪,而当阅读、欣赏过了,自然很容易在认证诗人邓晓燕的文化身份的同时,品味出其精神气质。难怪北京诗论家陆健原本“对作者及其生活状况毫无所知”,却能敏感到“诗人的笔,会告诉读者关于她的大多数秘密”——“很可能受到过良好教育并从事着一份不错的社会职业”。(陆建:《在黑暗的指尖上舞出灿烂》,载《格子里的光芒•序2》)
陆健的判断很内行。他没有单单把女诗人认证为“女教师”,而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文化身份,也即对其精神气质,进行了准确地认证。这样的认证没有把诗人局限在“教师”这个行业的特定生活领域,而将其逸出到一个更具广泛性的都市女性群体,实际上正是由于如此,邓晓燕实现了一种特殊的亚文化蜕变,从而也获得了超越教师身份的自由与浪漫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获得了与众不同的抒情内容与抒情方式。
不知是否有意安排,《穿汗衫的女人》被置于诗集之首。该诗雕塑了一个不知是否与女诗人相关的“穿汗衫的女人”,让“她”沉浸在逝水流年的青春追忆中,而化身为诗人的抒情主体则像可以给予任何人穿越时空机会的大巫师,让“她回头,看见船尾夕阳的手掌/像她二十年前男人的手掌/拨开了水面/青春的欲望”。
她会像所有工作劳累后需要放松身心的职业女性一样,很能享受舒适而美妙的生活方式,一当有机会便半裸肌肤惬意地《泡温泉》,把自己化为温泉“水面上漂浮着一片片玫瑰花瓣”中的“另一瓣”。
她不会像一些贫困乡村的教师,能够喝上清洁的白开水便心满意足;也不像一些城里的上了年纪的老教师,只在家里自斟自饮一杯清茶。她喜欢到可以观赏美景的茶楼或游船上喝茶。不过,饮茶者之意不在茶,而在“我们对坐,我们品一口看河流一眼”那份悠闲,还会在品茗观景之际产生一些有些神经质的梦呓:“茶杯在我们手里,断桥在谁的手里?”。
每当节假日,她会和所有都市白领一样选择到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旅游,一边轻盈地踩下“潮湿的脚印”,一边柔声地吟唱《洱海,我在你岸边读诗》。《在海南“呀诺达”植物园》,她琢磨“公园深处几百堆大石头/与千年古藤纠结在一起”有什么玄机,诡异地感受到“巨石锐利的角割破了藤的喉,藤痛苦的/四处蔓延”,由是生出几分莫名的惶恐。
她恍兮惚兮地倾诉:“正在秋的山坡/点我迷失的羊群//刹那,你的唇如夏天的雨/就劈下来”,“就半个吻/半个吻的重量/我就差点昏厥……在我高度的/警觉里,我截断了你后半个吻”,最后,“我如一只/迷惑的鸟站在那里,准备等你”。(《就半个吻》)
通常人们都觉得生活有条不紊地的进行着,其实不然,尤其是人到中年,有不少人可能会突然感觉到生活“乱”了,那当然是微妙的情感生活或精神生活之“乱”。女诗人是一个多情敏感而有点定力的白领女性,自然会在迷离那“乱”之后,企图逃离那“乱”的骚扰。于是,她暗下决心:“我要调整我慌乱而芜杂的生活”。(《致槟榔树》)她惊慌地发现,自己是“擅于剥蚀自己的人,一个擅于/追逐自己让她气喘吁吁找不到岸的人”。她违心地告诫一个迷蒙于岸边的人:“我这种想从水里捞起自己/又怕见天空的人你最好远离”。(《流水深深》)这自然是委曲宛转的反语,隐私而又难以隐忍。
她也《看埃及女郎跳舞》,感受她“水样的情怀”、“性感的腾挪、激荡”、“金发在腰间如丝绸般漫延”,惊叹“美啊,无所不在!肚脐那轮灵性闪动的/圆月饱含人类的神秘和开朗”。她和所有受过良好教育和艺术熏陶的都市知识女性一样,对于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及其经典作品保持着由衷的尊敬,凝神仰止于印象派大师梵高名画《向日葵》,她感受到“葵瓣之尖有刺破的黄昏/仿佛一种灿烂的痛,在过时的/花蕊里吼//……中间后排挺立的一朵/仿佛有绝望的傲慢”。(《陶罐里的向日葵 ——看梵高的画》)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我们产生清晰的判断:这是地道的白领品味、小资情调。
在当下中国,“小资情调”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也很具普遍认同及影响力的时髦词语。“小资”是小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ie)的简称,是一个有歧义的称谓。在一般情况下,这个称谓不在纯粹经济学的语境中使用,曾经在欧洲诸国流行而被汉译为“小布尔乔亚”时,它或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术语,属于一个介于资产阶级与贫民之间的阶层;而在文化学或艺术学的语境中,它更多的成为某种文化风尚或生活情调的表征,呈现为一些性格鲜明的审美意象。
从社会地位和个人财产来看,小资可以等同于都市白领阶层。在当今中国大城市,这个群体的经济收入虽没有达到一掷千金的程度,却也基本达到了足以独立自主的宽裕状态。同时,由于他(她)们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审美素质,大都比较乐意参加各类艺术活动,有的甚至有意无意地追求艺术化的生活,或刻意营造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氛围;同时,受过欧美文化的熏染,往往以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楷模,模仿上流社会的高品质生活,贪恋准上流的休闲娱乐。
曾几何时,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小资”形象,或像莫泊桑《项链》中贪图虚荣的玛蒂尔特,或像契科夫《套中人》中因循守旧而害怕新生事物的腐儒别里科夫,或像司汤达《红与黑》中的野心家于连·索黑尔,如此等等,大都是可怜、庸俗、卑劣,被人们嘲弄、轻蔑,不能把握自己命运而处境尴尬、结局悲惨的小人物。钱钟书《围城》的主角苏文纨与方鸿渐也曾在对话中借“小布尔乔亚”进行贬义的调侃。如今,在经济建设逐渐朝向“小康”发展的中国社会,“小资”的传统定义及其艺术形象几乎在一夜之间被颠覆。与此同时,“小资情调”与“白领品味”一起,成为都市知识女性中的摩登新人引以为傲并以此自我区隔于其他女性群体而自认身份的时尚。
有人站在传统立场上,对于小资类型的生活品味及其情调给予比较负面的评价:自恋、自私、泛娱乐化、贪图奢侈享乐、婚恋过分随意、小富则安、志向平庸等等。也许,上述评价都触及到了一些本质性的特性,但是这样的评价拘泥于传统的价值标准,因而带有的固执偏见、刻板印象,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今天流行的所谓白领品味与小资情调是姑且如此的说法,其真正意义上的内涵和外延都还值得认真研究界定。如果我们能够选择一个与时俱进的立场,摒弃多年习以为常的成见,给予更宽容地对待,其实不难发现,这样的品味或情调,也渗透着对生命的一些值得尊重的特殊感悟,可以被认定为一种叛逆传统拘囿而追求自由的、个性化的、舒适化的、有一定程度的高雅品味的生活态度,是一种本源于弗洛伊德所谓“快乐原则”,千方百计突破“现实原则”的理想原则的体现。有人把这样的品味与情调概括为“浪漫情趣”,这当然是一种十分表面的认知。
《格子里的光芒》出自女性细腻而有些沧桑的人生体验,洋溢着一种渴望活色生香、青春不老的生命活力。这是拜改革开放之所赐而逐渐富裕起来,因而拥有较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较充足的自由选择空间的都市白领女性的生命活力,它已经超越了有史以来中国女性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状态。不言而喻,热情拥抱21世纪的中国都市白领女性完全有权利追求远比自己的祖母、母亲以及所有前辈女性更自由、更悠闲、更舒适的生活方式,并通过艺术作品表现出诸如此类的生存欲望和生命感悟。就邓晓燕而言,从事诗歌创作,把自己安放在诗意盎然而幻化的“第二自然”中,本身就是都市白领女性渴望高品质生活的人生理想的一种随性体现,或可以说,这就是那种将生活艺术化的白领生活本身,倘若那种生活方式像一道波光粼粼而幽静、迷人的湖水,她就是其中活泼自得而有些孤寂的一条色彩斑斓的鱼。
二、血缘亲情与悲悯情怀的真切倾诉
很少有人知道,邓晓燕具有中国文职军人或军旅艺术家血统,她的父亲曾经是空政歌舞团首创的歌剧《江姐》的音乐主创者之一。不幸的是,在小小年纪她便遭遇家庭变故之不幸,经历过一般人难以想象和了解的磨难。不顺当的人生经历,以及贤惠母亲的家教,师范院校的学历,中学教师的工作,无一不成为邓晓燕成长的影响因子。由此,她的诗歌创作伴随着其生命逐渐成熟而形成鲜明的人格个性,并随之从整体上构成一种踯躅于传统与新潮的吟唱内容,其风格可以用中国古代诗话中的“委曲”一品来概括。
“委曲”是唐代诗人、诗论家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所归纳的诗歌品相之第十七品。他以如诗话语描绘道:“登彼太行,翠绕羊肠。杳霭流玉,悠悠花香。力之于时,声之于羌。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鹏风翱翔”,状此品诗作之创作手法委婉曲折,其审美效果悠然意远。
相对比况,《格子里的光芒》的审美格调大致是较为接近“委曲”的。
如前所述,《格子里的光芒》体现出女诗人的白领品味和小资情调。然而,其抒情内容却并没有限制在“白领生活”题材的狭窄范围,远不仅仅是对于“白领生活”的抒写,而要宽泛许多、丰富许多,而那些逸出“白领生活”范围的抒写对象,恰恰表现出诗人与传统的生活经历、道德观念难以割舍的文化血缘关系。于是,我们在《格子里的光芒》中看到了女诗人在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方面的“踯躅”——虽然乐意享受类似西方城市文化传统主导的生活方式,但坚守并践行着传统的中国伦理观念。这大概是目前中国大都市许多“白领女性”的共性。从当局者迷的常理推测,女诗人也许并没有认真掂量过自己的“踯躅”,只是习惯成自然地这样生活着,并在自己的整个诗歌创作生涯中表现着、延续着。
以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来评判,邓晓燕一直是母亲的乖乖女。大概是因为不幸的家庭变故而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她对母亲有一种百般亲切的孝顺情感。所以,母亲病逝噩耗袭来,她在万分悲痛之余,撰写了多首泣血悼念的哀诗:
她无比哀痛地忆念着一个已成定势的生活细节:“我每天打两个电话/一个给读大学的儿子,一个给病重的母亲/现在,母亲没了,被一个夜晚/带走了。//每次,打完儿子的电话/就拨母亲的号码,听到的总是一阵盲音/我坐在黑暗里/而椅子空着//”……。(《每天打两个电话》:)
母亲走了,她如怨如诉地哭泣:“妈妈,在火葬场,我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它摧毁了我所有的消息 /也摧毁了我一生的泪腺”;她无比痛惜:“妈妈/厨房里,你的位置从此空缺/ 缝纫机前,你的老花镜/两只细长的腿将同时孤独”,她多么希望妈妈永远和自己在一起:“你的遗容跑到我的梳妆台上了/你在笑着给我扎小辫// 妈妈,我在延续你的生命/就连腰椎疼痛都和你一样”。(《我必须记住你的声音》)
母亲在世时,她曾经“花一百八十元/ 从重庆打的到江津 /为的是把自己亲手煨的小米粥/ 热热地送到母亲口里//”(《从没想到 》),可是如今永远失去了这种孝敬母亲的机会。哀何以了?痛何以堪?
从此,她不愿触动那痛彻心腑的伤心事,于是,她发现了自己的“怯懦”——《我不敢写母亲》。
即使沉醉于白领女性小天地,邓晓燕也并非只顾在悠闲自得中蓄养自私、冷漠,而像一个有菩萨心肠的女“居士”,她曾经用那么多娟娟笔墨真切地抒写过悲天怜人的情怀:
她描述了一个发生在城市地下室里的故事:不幸的婴儿,母亲生病,父亲被焦虑“击倒”,无人照管。一个“邋遢的民工”,“动了恻隐之心,一口承诺夜晚当爹”,哺育那个可怜的小生灵。她歌赞那个自己都生活得很艰难而显得“邋遢”的民工,希望他的义举能够唤醒人们的博爱之心,去关心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甚至毫无关系的不幸而无助的弱势群体。(《地下室》)
在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都会有一些所谓“街头艺人”。这其中的有些人或许是喜欢在都市街头表演自身技艺的艺术家,重庆的“地道口艺人”,却大多是因为生活艰难而借以“谋生”。女诗人以一种深切同情的目光,关注在必经的地道口唱歌的男人:“草鞋灌满了泥,厚厚的嘴唇”,他“五音不全”,那“夹杂人世的白话,仿佛装满丧葬的曲调/尾音拖得苍凉”,却似乎没有打动过一个匆匆过往的行人,只有女诗人心有所动,听出“那声音好像是哭着唱,又仿佛是唱着哭/又好像是哭中带笑”;“天已经黑了下来,过路行人/匆匆看他一眼”,漠然离去,“唯有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一只鸟/衔着一截人世的枯枝或一句苍茫的歌”。女诗人聆听那苍凉的歌,感动于那苍凉的歌,何尝不是在哀悯苍凉的人生,对那些仍苍凉地活着的人们投去真挚而悲悯的一瞥。(《地道口唱歌的男人》)
女诗人一直关心着一个白发苍苍的不幸的老女人,“她的大儿子/死于越南战场,二儿子死于癌症/三儿子在一次和小偷搏斗时摔成/轻度脑瘫。从此,她,爱上灾难/爱上苦蒿的舞蹈”,“为了给三儿子找回记忆,/找回阳光、铁/她每天两小时在舞厅带领三儿子”跳舞。女诗人深深地为之感动:“我想唤她一声婆婆,……婆婆,今夜我要和你一起起舞/我心无旁鹜”。(《一张弓的风暴》)
也许女诗人有过生病住院的经历,她特别渴望人们能够“同病相怜”,和“病友”分享可以慰藉他人的爱心。她描述过一个“病房”动人的情景:“病房,发着高烧的小男孩/ 把自己的棒棒糖给一床一床分吃/ 每一片雪花的床上/ 仿佛都留下了一驾甜蜜的小飞机// 太婆的背弯成圆形/ 把她在家做成的金黄烧白/ 一块一块夹出/ 太婆眼里的云太潮湿//一个青年女子长发飘飘/ 你根本看不出她得了绝症/她手里有三个苹果/ 我知道有一个是给我的// 我知道,这苹果的意义/就像棒棒糖,就像烧白/ 它们行走的速度匪夷所思//”。(《病房》)
从上述这些诗篇中,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可以用善良柔化人性的好心肠,那同情弱者的仁慈,愿意分担他人痛苦的慷慨,以及希望人们在“病中”相互关照的爱心,都那样真诚动人,让人深切地体会到那个都市白领女性心灵深处积淀的充满善意的中华民族伦理传统。
《格子里的光芒》中抒发的喜怒哀乐,透出一种饱经世事的沧桑感。这是一个人到中年的白领女性很容易产生的生命感受。然而,当我们沿着女诗人的审美心理脉络往深里探寻,越是接近其精神人格的“本我”,便越可能发现一个美丽的隐秘——那里潜伏着一道“青春缠绵”的情结。经历了21世纪“新十年”的中国都市白领女性,享受过品质不断得以优化的惬意、精致的生活,自由的生命本能得以相当大程度地放纵,已经不期然而然地体味到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生命乐趣,因而,她们很容易产生一种自己难以抗拒的生命欲望:不想变老,不想丢失那可以生出无限美丽梦想的少女之心,梦想着永远留住可以享受生命快乐的“春天”。
于是,女诗人春心荡漾地写到:
我柔情似水
百媚千娇。我要舔燃你
寸寸花茎,
我认为应该。我的脸红了
我的整个身子已不适于
寂寞和怀旧。我理应向往春天了
我梦见青草轻微地颤动
河水满面微笑
哦,满天的雪花,你们不是我的爱人
你们只是我的姊妹
我的爱人正在路上,脚步越来越急。
——(《梅的八十一双眼睛》)
是的,春天是美好的,因而总是让人流连忘返,不忍让它逝去。尤其是对于“红颜易逝”相当敏感的中年女性,更是渴望春天无限迫近……于是,我们可以欣赏到如此娇婉明媚的吟唱:
蓦然,这树桃花从山坡上
开到了我和朋友的中间
我们一起唱歌
一起舞蹈。全场都红透了
包括蜜蜂,包括蝴蝶
我怕踩着了花瓣
怕尘埃弄肮了花蕊
怕舞走了花香
……
——(《这一树桃花》)
如此忘情地歌咏,洋溢着富有魅力的生命之光,必使女诗人蒙缪斯女神恩泽,任其凡间生命升华的诗魂逍遥于一个至美至乐的世界。
丙午年七夕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