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把那一群人忘了，把她给忘了?近两年这种谴责时常缠绕着我，让我羞愧难当。可一切都无法回到从前，也无法去续接那一段淳朴的情谊，我只能去回味去怀想，把她定格在脑海中定格在纸上留作永久的纪念。

1969年大水，把外婆家的房屋冲垮了一半，水退后，刚把房屋修好，车站的人就要我家搬走，说什么要修停车场，我家不搬，因为无处可搬。

一天，我见几个大人在我家房子周围转悠，有人大声说，要把我家周围挖很深很深的沟，让我家寸步难行，把我家房子弄垮，我吓坏了，心里害怕极了。

不久，我家就搬到了县一中下面的“蛮荒之地”，其实离中心街并不远，只是没有中心街清爽干净，到处是猪屎牛粪，住的人都是蔬菜大队的菜农，只有一两家街道手工作坊的居民。

车站的人在这里弄到了两间无主的小房子，屋主跑到台湾去了，这两间房屋比我家原来的那两间小很多，住不下，车站就叫我家把原来的房子拆了拿去盖一间厨房不准盖两间还不准做成正屋的样子要做成棚屋的形式。

于是，我家就连接着那两间小屋又披了两间，一间厨房一间柴房，还被车站的人指责。两年后隔壁左右的邻居传言逃到台湾的那人要回来收房子，弄得我又担心了好一阵子。

搬了新家，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搬家的第一天上午，我没有跟着大人一起去，中午放学后，根据指示的路线独自前往，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地界儿，不免有些紧张和局促，一路上目不斜视，承受着左右两旁目光的扫射，直到新居。然后呆在屋里，不敢到外面四下里走走看看熟悉熟悉环境。

傍晚时，门外突然有人喊：“细毛，细毛……”喊的是我的名字。

难道是喊我?我疑惑地探向外面，只见隔壁的小女孩正向我家里望，后面还跟着大女孩，与我的目光对上后，她笑着怯怯地说：“细毛，出来玩啊。”

我知道是喊我了，面对她们热情的邀请，我有点受宠若惊，羞涩地走了出来，和她们一起跳橡皮，她们已经准备好了，不一会儿，我就融入到了她们之中了。

接下来，我们天天在一起，就在我家门前的路上做着各种游戏和活动：跳皮筋跳房子跳绳子踢毽子，我是佼佼者。

这里，再也没有车站院内的孤独感，因为车站是空旷的 ，而这里是稠密的。车站里尽管有时也热闹非凡甚至人更多，但人与人之间有距离感不亲密。如果说车站那儿弥漫着一种文明高贵的气息，那么这儿充满的就是朴实无华的温情。

这里，没有店铺林立，没有院墙阻隔，居民的房屋沿着一条通往一中的道路两旁分布，或连成一排左右隔壁，或隔路相望纵向延伸，其间还穿插了多个池塘水井，还有高低起伏的山岗山坳分割包围，形成了一个即开放又紧凑的居民区。

我爱这里。这里人口密集，有鸡犬之声相闻，有县城最高学府一中校园的钟声相伴，更有淳朴的邻里小伙伴陪我成长。

我忘不了这里的小伙伴。隔壁的英头儿，是我们这群小伙伴的头儿，她比我大四岁，她妹妹细丽儿比我小，搬家的第一天就是细丽儿作为代表邀我跳皮筋；公路对面一条小路的深处住着桂芬家，她也是一个大女孩，比英头儿小，但个头大，是我们中最淳朴最善良最勤劳的人，像个大人。

我们天天一起跳皮筋跳房子踢毽子，我们天天站在各自的门前吃饭，扫各自门前的公路，目送上学下学的中学生，好不快活好不热闹。

英头儿和桂芬还组织我们一起去很远的山上捡柴抽兰草花。

第一次捡柴，我还不满7岁。那天上午，十点多钟快中午了，英头儿召集了大大小小十几个人，临走带上了我。

她们有的带了装柴草的大篮子，有的带了绳子扁担，我什么也没有，匆匆忙忙地就跟着去了。

天快黑了，英头召集我们回家，见我一根柴也没捡着，就对大伙儿说，说她特地邀我捡柴不好空手而归，怕我外婆怪罪，让大家一起赶紧帮我捡一点儿。

她们有的扯几根蒿草，有的弄几根鲜活的灌木枝，然后用一根藤捆上背在我身上。

接着英头儿领头，一声高喊“什么来了！”就狂奔起来，我不知道她喊的是什么，只觉得很恐怖，因为其他的小伙伴一哄而起像要见鬼似的高喊着呼应着一浪接一浪一个接一个地飞奔在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

天黑了，我被抛在了最后，我不知道回家的路，英头儿和小伙伴的恐怖叫声，一齐聚焦在我的脑海撞击着我的心灵，我一下意识到了恐惧和死亡，我哭喊着奔跑着一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了，脚趾头踢破了一节鲜血淋漓。

这时，已经跑出很远的桂芬，又转身回来把我扶起来，然后一直走在我身后护佑着我直到回家。

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多钟，刚好碰巧父亲回了，还有客人，一屋人正在吃饭，我看见父亲拉长着脸什么也没说。

如果没有桂芬，我不知道有没有鬼在等着我。

桂芬，高大的身形，宽厚的肩膀，温和的声音，朴实的笑容，沉静的眼神，从不高声喊叫，也不疯癫张狂，像一个稳重的长者。虽然她不是各种大型活动的最高组织者，但她会及时纠正组织者的过失，避免不良后果。

桂芬的家，我们很喜欢聚集在她的家中玩耍说话，尤其是晚上或者是下雨天。

她的家，是一个自然天成的小独立王国，在公路分出的一条小路的尽头。屋后有高高的山岗为倚靠；屋前有高大的树以及由树和篱笆石头围起的两大菜园子作遮掩，菜园之间就是那条小路；屋的一头是一中池塘高大的塘埂阻隔；另一头是邻居的一排后墙屏障。总之，她家的四面只有前面一面与外界相通——由那条小路连着公路，我们去她家也只能经过那条小路，曲径通幽，我们很喜欢去她家玩。

她家有一个大堂屋，可以容纳很多人，她哥是生产队长，大堂屋也是生产队开会的场所。

我家搬来的第一年，我和其他的小伙伴，时不时会集在她的家中，自由地活动，没有一丝拘谨，无比安闲，无比放松，我那压抑的天性完全得到了解放，以致灵魂出窍，任思绪自由飞扬。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十几二十个人在堂屋的椅子上坐着围在一起，不记得是说话还是做什么游戏，坐着坐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人群，走到了堂屋的中央，忘情地唱起了红灯记里《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完全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当我唱到最后一个字“心”字的时候，当我那出窍的灵魂快要回归现实的时候，突然响起的欢呼声掌声笑声席卷而来环绕着我如同现在的粉丝见到明星般狂热，我吓坏了，我蒙着眼睛不敢看她们，我快要哭了，因为太难为情了。

她们都围着我大叫大跳大说大笑，兴奋得难以自制，“啊，唱得几好哦，从来没听到她唱歌，怎么唱得这么好啊！”连桂芬也两手抓着我的肩膀使劲儿摇，边摇边说“么唱得这么好啊，么唱得这么好啊，总没唱！”

唉，物极必反，这一惊吓，我的灵魂再也不会出窍了，反而还有了唱歌的心理障碍，一唱歌就紧张就分心。

啊，多么温馨，多么快乐！

可惜，好景不长，突然有一天，桂芬的妹妹一夜之间就死了，没看见也没听见她们家发丧，我家后面的邻居伙伴神秘地告诉我，说桂芬的哥哥打死了一条盘在她家灶台上陶盆里的蛇。

那之后，我们就没去她家了。那之后，经常有邻居高喊着“啊——”从屋里跑出来，说屋梁上挂着一条蛇，或者说灶下围着一条蛇，人们纷纷议论，说家里的蛇不能打。

渐渐地，随着迁来的非农住户越来越多，随着人的长大，我疏远了这些淳朴善良的伙伴，特别是上初中以后，跟她们，我几乎没有任何来往，只与几个同班同学打交道，我们自然隔离了。

1983年，我家搬走之后，我从来也没想着要回到这里看看她们，哪怕是拜拜年。

时至今日，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才发现，她们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她们给了我无私的关爱，她们曾为我欢呼为我喝彩，她们以我为荣与我为友，这份真诚这份情历久弥新我将永远铭记。

我想去看望她们，但又不愿意打扰她们。我相信，有缘，我们还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