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蛋子，不是鸭子生的蛋，它是一种树木上结的种子，棕黑色，如秋豆一样大小。
我认识鸭蛋子，是在四十五年前的那年，那年我三十四岁。不经意中，我突然感到两只耳朵里有很多耳屎。用火柴棒往外搅，也搅不出耳屎来，听觉已越来越模糊。某天，我去理发，理发员是我儿女亲家，农村人。那时农村理发员给人掏耳屎，我就要他给我认真地清理一下耳内的耳屎。他取出掏耳器具，眯起一只眼，仔细观察了一下，接着开始掏，左拨右拨，掏不出耳屎来，却掏岀了血。他顿时觉得异常，说不能掏，出血了。
我思考再三，决定去医院，我不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径直去了公社卫生院。。板桥公社卫生院，有位老医生，名叫张良驷，他青年时是国民党军队团部医生，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由于级别够不上跟去台湾，便留在了大陆，回乡种田。后来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掘人材，将他请去公社卫生院坐诊门诊。他医术精湛，口碑相当好，我当然也信任他，便直接请他看。他杄查一番后，坚定地下结论，说是乳头状瘤。我问该如何治疗，他说要去县医院切片杄查，确定是否良性，
我对肿瘤二字特别敏感，顿觉大事不妙，假如是恶性肿瘤，此生休矣，三个孩子还很小，大女儿十二岁，二女儿十岁，儿子四岁，我死了，整个家庭也就遭难了。我读过很多书，知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听天由命吧。
县医院的门诊医师，是位五十上下的女人，当即确定为乳头状瘤。按医疗程序，必须切片化验，化验后，她看了化验单，轻松地说，小手术，于是，安排我办了住院手续。
开始动手术前，我认为是她自己动手，没想到，她叫两位一男一女的实习生动手，叫我仰面躺在手术台上，两实习生一边一位守在我耳旁。她指挥，实习生操作，先打麻醉针，注射后，她和我对话，她问我答，我对答清楚，她说不行，加剂量，加注一针后，继续对话，我还能勉強应答，她又说再加到最大剂量，又加注一针后，我终于迷糊了。
耳边说话的人，变成了板桥公社卫生院的刘院长，刘院长也是女人，也和这位医师年龄相仿，也都微胖型，音色也差不多。我开始所答非所问了，我说，刘院长也来看我了？刘说，你看还有谁来了。我举目望去，我爱人抱着儿子，两个女儿跟在后面，飞步向我跑来。
突然，一个声音击碎了我的幻觉，只听得那医师说，差不多了，动手吧。我这才清楚地知道在手术台上，他们第一刀挖下去，听到格刺一声，不觉疼，第二刀就有点疼了，第三刀疼大了，再挖更疼，还挖，忍受不了了，再就是像小孩一样嚎啕大哭。一实习生说，再加剂量，那医师说，不能再加，再加危险。于是强行再挖，我越发嚎叫。
也许是那医师觉得这样恶搞不是办法，便指令说，不挖了，再挖，人受不了。随即，她问我：你平时喝酒吗？我说一天两遍，有时还喝三遍，她又问我每次喝多少，我说在家每次喝二三两，出门作客喝半斤，拚酒时能喝七八两，她顿时省悟说：怪不得哩。
不挖了，虽不再疼得要命，但我担心如何能治好病呢？只見那医师不慌不忙地用棉球塞紧我耳口，坐到桌后的椅子上，在处方笺上写了几个字：鸭蛋子10粒。撕下后交给我，叫我去中药房窗口，划价交费取药。
划价医生看了处方后楞住了，他说10粒鸭蛋子只要三角钱，医院制度，五角钱是开票起步价，问我怎么办，我说开五角票多发几粒鸭蛋子不就得了？他说那行。
回到门诊，那医师将中药房已碾成粉末的鸭蛋子分成两份，往耳内倒，多了就扔掉，然后再将耳口堵实，并招呼说，一旦流水就找她。
五天后，果然开始流水了，我到门诊说了情况，那医师说：好了。于是，她取掉塞口的棉球，顿时，窗外传进了大街上清脆的喧哗声。
病愈后，南张村一位个体户医生，名叫张邦元，他知道我去县医院看病的，问我怎么回事，我和他说了病因，他说：乳头状瘤不是大毛病，鸭蛋子就能治好。
听他一席话，我开始恨那医师了，原来她是拿我作试验品，给西医开辟一项医疗技术，也是为了她方便带实习生。即使这种做法是合理的，你也应该了解一下我的酒量啊，五角钱就能医好的病，害得我痛不欲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