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8日夜，“双十一张友文”在腾讯会议做了一场题名为《公安小说中的法治思维与（办案）智慧》讲座，这是我已知人生中第一次讲这样的话题。至于社会效果，不敢自我恭维，任由他人评说，但我尽了力。此前几天用心用情地备课，认真地打理课件，材料准备得足足的，正式开讲时甚至有点小紧张，以至于2小时都觉得时间不够。
为了把此次课讲好，没有时间外出取快递，还把上邮局取款的时间延后了。说实在话，我也喜欢钱，一张来自陕西的汇款单都没时间取。以前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这次不知什么缘故非要带身份证到柜台去办理。收到汇票号和验证码后，我本应该像少年闰土那样飞跑出门去取的，顺路购回手撕烤鸭，但因为备课之故，便说服自己不要外出，说明我还是分得清主次的，取钱、吃烤鸭和讲课相较，后者才算大事，正如我对学生们说学习和玩手机相较，前者才是主要的。
数月前广东清远公安文联欧平主席就向我发出邀请，当时我还没有想好讲什么内容。数年前在清远公安局讲过一次警察故事，主要围绕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几个关键词来讲授。这一次如果重复以前的内容，良心不安。急中生智，灵感才来袭，那我就围绕“法治思维”来讲警察故事，遂将题目名定为这个名字。
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并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2021年4月两办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了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意见》要求通过媒体报道、理论文章、学习读本等形式来加强宣传解读。笔者认为解读公安题材小说（以下简称“公安小说”）正是普及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一条路径。本人研究公安文学20多年，发现公安小说中的法治思维与非法治思维的冲突对立比较明显，也比较普遍。从法治思维切入，我想还是有市场的，这么想的同时就开始了备课。
数月间，有新的想法就往课件中添加。既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我便从现实中的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打开话匣子，19名涉案公职人员因此案被依纪依法处理，杜少平犯故意杀人等罪被判死刑，时任校长黄炳松获刑15年。究其原因，还是盘根错结的人际关系对法治思维的侵扰所致。
武和平的纪实文学《“九一八大案”备忘》中的几个从犯之所以入狱，除了主犯刘农军的欺骗、诱惑之外，根子还是他们被面子、人情、义气这些传统文化中负面的因子所害，正如书中所言：“人情大于法律，私利高于公义，轻信伴着侥幸，最终湮灭了阻止犯罪车轮旋转的勇气”。
说到勇气，自然说到易卓奇的长篇小说《后患》中的一起冤案，那就是司同平叔侄被刑讯逼供，且非法关押长达18年之久。如果当时办案部门有勇气直面此案，所谓的办案能手叶连胜敢于承认错误，也不至于一错再错。好在小说末尾叶连胜的良知被唤醒了，主动向检察院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笔者看来，法治思维与良知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中说：“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干警缺乏应有的职业良知。许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专业知识，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的良知，心中一点职业良知都没有，甚至连做人的良知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做好工作呢？政法机关的职业良知，最重要的就是执法为民。
武和平的长篇小说《铸剑》第18章有这么一段：“沂蒙的内心陷入从未有过的煎熬，若从个人得失，他真想快刀斩乱麻：韩、孙二人已死，向检察院机关提请侦查终结，不仅可以向市长交差，为朋友了难，又可以给社会一个就说法和交代，使一切归于平静，各方皆大欢喜。当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从心底打了个冷战，绝对不可这样干，因为这不仅仅受良知的谴责，而且是对职业的不忠和背叛，生杀予夺，是非曲直，关乎公平正义，是横亘在内心不可逾越的底线。宁可担当骂名，承认失误，蒙受耻辱，也不能弄虚作假……如果是这样……终身内心不安。”（《铸剑》P293）
如果沂蒙不深挖此案的真相，草草结案，上司孟市长满意，同窗好友张奇玉高兴……可是沂蒙良心不安，他要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真相、忠于良知，遂反复勘查现场，并多次进行现场重建，才知张奇玉杀妻在先，孙多余入室在后，原来孙多余成了替罪羊。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孙明华的中篇小说《人命关天》中的现任公安局局长高文远利用周日去给老局长尤建怀过生日时路遇张翠花，大惊！原以为张翠花早死了。因为此案，张翠花前任丈夫刘全胜蒙冤入狱，至今仍在服刑。当年是尤建怀和现任代理县长程先锐办理此案。两位公安局局长向程先锐反映情况，并邀他一起上纪委如实交代。可是，程先锐没有勇气正视问题。他为了尽快将“代理县长”头衔中的“代理”二字去掉，刻意掩盖过去的错误，甚至采取了杀人灭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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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政法干警在坚守法治底线的同时，内心还要有良知，这就是“双十一张友文”讲座的核心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