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不知道互联网给我的社交生活带来了什么。
小学包括初中的时候，我和他人联络的方式只有打电话和发短信。老人机里存了上百条短信和的通话记录，从不舍得删。电话会打给好朋友，也会打给喜欢的人，经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挂断常常不是因为没有话题可聊，而是因为妈妈回来了。
后来我有了智能手机，在社交软件注册了自己的帐号，加了很多好友，有认识了八九年的，也有名字对不上脸的。几百个联络人里九成一年说不上一句话，那一成里的大多数也仅仅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发一句复制粘贴的节日祝福。
从前连街边串串涨价五毛都要打电话给朋友控诉的我，在某一日获得老师表扬之后急于与朋友分享，却对着几百个联系人说不出话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分享变得越来越谨慎。我习惯性地去想这件事值不值得说、会不会传播负面情绪、会不会打扰别人，于是在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冷静，无论悲伤或喜悦都被淡化，佯装情绪激动的打字倾诉反而成了负担。
我清楚地记得在注册账号的那天我就加了小学玩得最好的朋友的QQ。当时觉得如释重负，认为我们的联系已经有了绝对保障。事实上从那天起到今日，我们聊天的次数不超过三次，而且还都是在几年前。如果要较真点说，我们已经断联几年了
小的时候我一直对我没有QQ这件事耿耿于怀。六年级的时候参加市里的献词，排练时遇见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孩。那时我站在旁边犹豫了很久，鼓起勇气上前很认真地问了一句“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她说好。
自此之后我再未见过她。我甚至无从知道原因。
这件事我记了很多年。我一直执拗地觉得，要是当时能交换联系方式就好了。互联网给了很多萍水相逢的人产生羁绊的机会，可如今我看着满当当的列表，发觉哪怕加上了也逃不过可能只会成为“对不上脸的所谓的朋友”的命运。
更何况，我现在连发一条消息的勇气都没有。
我不可否认互联网给我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并且这份便利在疫情时期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些由于疫情防控无法见面的人能够通过视频通话以慰相思、通过不定时的聊天报备了解对方生活。可互联网的特质也注定了它会使情绪削弱，而恶语更恶，我们很难正确捕捉到对方向我们传达的情感。对于无需考虑地域阻碍的人来说，见一面好像更难了。大部分的事都可以发消息，甚至见面也是对坐着玩手机。许多字在对话框里被不停地排列组合，却永无出头之日。
互联网让近的人走远，让远的人走近。有些人对着不堪一击的屏障踌躇，有些人对着几丈高墙无能为力。真正勇于打破壁垒的人终究是少数。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山的那头是海，还是下一座山；甚至面前的山有多高，我们也难以估量。
于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都被维持在一个不远不近的平衡点，就像卡在百分之九十九的进度条，看上去只差一点，也永远都差一点。
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熟悉的人越来越少。
古今的社交与联络方式相差悬殊，却都指向了人本孤独。
某一个鸟啼云归的白日，你同许多人热烈地攀谈，思考时莫名其妙地想起曾经巷子里五元一份的烤冷面，忽然想笑，又笑不出来。
你想起了好多人。
你打开了社交软件，查看那些人近来的动态，觉得熟悉又陌生。有些名字多念了几声，反而觉得拗口起来。
想发一两句问候，纠结着发什么内容不会突或冷场。最后以放弃告终。
要是能无需理由地见一面就好了。你这么想着，随后忘掉了这个内容。
你不知道的是，其实也有一天，他打开了你的聊天界面，最上方不停地显示着“对方正在输入中”，最后恢复平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仿佛只是软件程序故障，而那段永不会被破译的错误代码含义是
“见一面吧。”
我真的很想你。
你永远不知情。
-沈安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