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301）】1944年，毛泽东51岁。

1月9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请他转交给郭沫若的电报。给郭的电报说：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最初相识

1926年3月18日，成仿吾带着郭沫若，到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的寓所。当时林伯渠外出，而毛泽东也在林伯渠家中等候，这是两个人最初的相识。郭沫若是这样回忆的：

到了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格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

几天后，毛泽东就亲自登门，邀请郭沫若去自己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学、任教。

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1926年7月，郭沫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感召与推动下，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广州。

毛泽东在1926年底也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2月，毛泽东又来到武昌，创办武昌中央农民讲习所。

1927年，郭沫若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1927年4月中旬，郭沫若来到武昌，与毛泽东再次相会。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进行大规模残酷屠杀，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归于失败。毛泽东和郭沫若在武昌依依惜别，各奔东西。

1927年8月，郭沫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避居日本十年，成一代学术大师

1927年冬，郭沫若潜回上海从事文艺活动。因患斑疹伤寒，错过乘船转移到苏联去的机会。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沪，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

在此期间，他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奠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又着手研究甲骨文，以《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等著作，跻身“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  

就在郭沫若东渡日本期间，毛泽东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开辟中央苏区，后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冲破重重阻力，冒着生命危险，只身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毛泽东在延安的情况，多次诚挚地向周恩来提出要求，要求到延安去，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意见：“郭沫若留在国统区工作,更有利于发挥他的作用,更有利于党的工作。”

此后，郭沫若留在国统区，全力开展抗日工作。

“郭沫若在另一条战线上和我们坚强地并肩战斗呀!”

1939年7月5日,郭沫若之父郭朝沛以86岁之高龄,在四川故里逝世。毛泽东派人从延安送来挽联,郭沫若珍惜地将其悬挂在灵堂正中,毛泽东的挽联云: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挽联中高度概括了郭沫若前半生辉煌的业绩：新文化运动的杰出领袖、新史学勇敢的开拓者、新诗歌优秀的奠基人、人民喉舌、民主斗士、戎马书生;同时,也是对抗日青年热情的鼓励,在此外敌人侵、困难当头之际,每一个爱国青年都要全力学习郭沫若,不畏险阻,共御外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将早年的历史剧《棠棣之花》进行了整理，突出了“主张集合，反对分裂”的主题，在重庆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观众从剧情联想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可耻分裂活动,反应极其强烈。接着，郭沫若又写出了《屈原》、《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

这些历史剧把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起到了以古喻今，揭露和批判蒋的巨大政治效果。毛泽东对郭沫若这些推动抗日的历史剧,予以极高评价：“郭沫若在另一条战线上和我们坚强地并肩战斗呀!”

郭沫若听到毛泽东对自己历史剧高度的评价,异常激动。《虎符》单行本出版后,郭沫若立即请回延安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带了一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仔细拜读了《虎符》以后,立即执笔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读过《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说“我们不做李自成”

1944年,正处于抗战胜利的前夕，解放全中国已为时不远。在此革命形势发展至为紧要的关头，如何抵制革命队伍内部开始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成为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这一年，恰好是李自成推翻明王朝统治，建立一个真正的农民政权大顺王朝，旋即因骄傲自满失败的300周年。

《新华日报》决定组织发表一批李自成失败300周年的纪念文章，目的在于用此惨重的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在胜利时务必保持特别清醒的头脑，不要再犯李自成胜利以后骄傲自满的历史性错误。

郭沫若应《新华日报》之约，很快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交该报发表。该报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4天。

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十分感奋，认为郭沫若为革命做了一件大好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并加了编者按语。紧接着，毛泽东立即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1944年8月下旬，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给郭沫若带来用陕甘宁边区生产的淡蓝色纸印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屈原》的单行本。

郭沫若异常激动，当天晚上,他就伏案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延安的许多友人一一写信，感谢这些热心的老友对自己诚挚的鼓励和关爱。

11月21日，毛泽东复信郭沫若：

“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两人的重逢，要等到抗战胜利之后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