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朝，因为统治者的重武轻文，以及对汉人和南人的歧视，汉人文士的社会地位很低。在文学上，表现出由高雅文学向世俗化的转变，出现了符合底层大众的文化形式，脍炙人口的元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奇葩。
这一时期，散文创作却是十分落寞的。但是也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传流下来。如吴澄的《送何太虚北游序》李孝光的《大龙湫记》钟嗣成的《录鬼簿记》等。
《送何太虚北游序 》（原文）吴澄
士可以游乎？“不出户，知天下”，何以游为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
夫子，上智也，适周而问礼，在齐而闻韶，自卫复归于鲁，而后雅、颂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齐、不卫也，则犹有未问之礼，未闻之韶，未得所之雅、颂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
然则彼谓不出户而能知者，非欤？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学，治身心而外天下国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万物咸备，彼谓吾求之一身一心有余也，而无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学也。而吾圣人之学不如是。圣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闻寡见，不免孤陋之讥。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犹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然则士何可以不游也？
而后之游者，或异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岂有意于行吾志哉！岂有意于称吾职哉！苟可以敓（duo）攘其人，盈厌吾欲，囊橐（tuo）既充，则阳阳而去尔。是故昔之游者为道，后之游者为利。游则同，而所以游者不同。
余于何弟太虚之游，恶得无言乎哉！太虚以颖敏之资，刻厉之学，善书工诗，缀文研经，修于己，不求知于人，三十余年矣。口未尝谈爵禄，目未尝覩权势，一旦而忽有万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独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笔仅记姓名，则曰：“吾能书！”属辞稍协声韵，则曰：“吾能诗！”言语布置，粗如往时所谓举子业，则曰：“吾能文！”阖门称雄，矜己自大，醯（xi）甕（weng）之鸡，坎井之蛙，盖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为何如，挟其所已能，自谓足以终吾身、没吾世而无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虚肯如是哉？书必钟、王，诗必陶、韦，文不柳、韩、班、马不止也。且方窥闯圣人之经，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讵敢以平日所见所闻自多乎？此太虚今日之所以游也。
是行也，交从日以广，历涉日以熟，识日长而志日起。迹圣贤之迹而心其心，必知士之为士，殆不止于研经缀文工诗善书也。闻见将愈多而愈寡，愈有余而愈不足，则天地万物之皆备于我者，真可以不出户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绝后之游矣，余将于是乎观。
澄所逮事之祖母，太虚之从祖姑也。故谓余为兄，余谓之为弟云。
这篇短文是元代散文的代表作，是著名学者吴澄为他的表弟何太虚北去大都游历的临别赠言，其核心在于探讨士人游历的价值与目的。
开篇提出“士可以游”与“士不可以游”的辩论观点。吴澄以沉稳的笔力，逐一反驳老子“不出户，知天下”闭塞耳目的唯心观点。 举出孔子“适周问礼，在齐闻韶，游卫而知风雅”的事实，以及陶渊明关于“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犹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的交友观，论证“士可以游”的正确性。
继而在“游”的目的上进行析辩，将当下士人出游是为了做学问的“求道之游”，与搞投机“奔趋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的“求利之游”两种不同的心态加以分论，我们可以看到元初南方士人面临效忠新朝与坚守气节的矛盾情境，折射出当时社会士人群体的精神困惑。
吴澄批判了那些对知识一知半解夜郎自大的人，将他们诙谐地比喻为酒翁里的虫子井底的青蛙（醯甕之鸡，坎井之蛙）。他用这些卑庸的为利而出游，与何太虚的求道之游做了对比，赞扬何太虚正直博学的士子形象。最后得出“交从日以广，历涉日以熟，识日长而志日起。迹圣贤之迹而心其心，必知士之为士，殆不止于研经缀文工诗善书也。闻见将愈多而愈寡，愈有余而愈不足，则天地万物之皆备于我者，真可以不出户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的结论。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治学与出游的“求道”之规则呀！
这篇文章构思严密，论辩深入，语言简练畅达，具有强烈的说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