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无数次跟父母说过，我根本就帮不了那些被逼迫前来咨询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改变的动机。即便如此，仍有很多父母还是坚持把孩子“弄”进了我的咨询室。
回顾一下心理咨询（治疗）的历史，自弗洛伊德算起也就一百年左右，而到1953年美国心理学会咨询心理学分会才规定了正式的心理咨询专家培养标准，并成为后来教育训练委员会研究生院博士课程培养计划的认定标准。别看这段时间并不长，作为一种职业的心理咨询，我们国家却已经跟人家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如果从2001年8月经当时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批准开始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化算起，要比美国晚了近50年。
半个世纪只是从时间这一个维度对咨询师的比较，那么社会大众呢？比如我国和美国的普通百姓们，对心理咨询这一职业的认识有着多大的差距？当遇到心理困扰是，这种差距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求助于心理咨询的动机？
这都是我明知没有答案却忍不住思考的问题，其价值在于：它让我相信在（当下的）中国做心理咨询师更困难一些，因为我们不但肩负着向社会大众普及心理学知识，提升心理咨询意识的重任，而且相较于美国的同行，我们与那些缺乏动机的来访者遭遇的几率不是更大，而是极其普遍。
看国外的书籍，提到“缺乏动机的来访者”时总免不了要说“很多来访者往往是在法庭命令下不情愿地参与治疗的”，而且还建议“当面对非自愿参与治疗的来访者时，治疗师必须以开放地探讨治疗关系的性质作为开始”，并强调诸如保密原则之类。而这种情况和操作，在国内估计极其罕见，至少在我十多年的咨询经历中还没有遇到过有来访者是“在法庭命令下”前来咨询的，被父母或其他（家）人逼迫下的来访者倒是不少。
既然是被逼无奈、迫不得已，哪有什么咨询的动机呢？
面对此类来访者，我今晨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当然不只是对新手咨询师的敬告。
一、尽其所能，做“将来访者转换成求助者”的尝试。这一点与咨询目标的商定同步，一般在15分钟内完成，至多持续到半小时。如果在限定的时间内尝试失败，便毫不犹豫地放弃。接下来所做的便是“咨询”而不再是“心理咨询”——因为没有求助者。
二、对于那些严重抵触的来访者——绝非罕见，尤其是青春期被父母逼迫前来咨询的孩子，以不触怒为原则，以陪伴或示弱为技术，以能与其正常交流为最高标准。此类咨询的评估，要以“职业目标”为准，而不能考察“专业维度”，比如我们要做的就是给父母一个交代而不是改变孩子。
我曾无数次跟父母说过，我根本就帮不了那些被逼迫前来咨询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改变的动机。即便如此，仍有很多父母还是坚持把孩子“弄”进了我的咨询室。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动词，只好用这个“弄”字，它经常是欺骗、威胁、打骂……但对有些父母则包罗万象，无所不用其极。
“您就帮我们看一眼这个孩子，我们没奢望这个孩子见您一面后就能够改变。”那一次，父母在咨询后给我提出的要求就是这样的，如果我再拒绝，似乎从伦理上也难以讲得过去。
于是，我就与那个几乎被拖进咨询室的17岁男孩子见面了。他当然没有任何改变自己的动机，而我也没有任何改变他的动机。在常规性地问过“我能帮您什么”见没有任何回应之后，我便选择了在沉默当中等待。
后来，是他最终经受不了沉默的煎熬，便主动开了口；而在确定我并非其父母的帮凶后，竟然开始了滔滔不绝地诉说（苦）。
由于自始至终没有设定咨询目标，咨询效果无法作出专业评估，但是结束后孩子的父母和孩子都非常满意。父母不断地问我是如何做到让孩子开口的，我说不知道；又去问孩子，孩子说我有霹雳手段和菩萨心肠，父母听后便知道自己的欠缺了。
讲这个案例的目的是想说明第一点和第二点并不矛盾和对立。一个心理咨询师必须清楚且坚信的是，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的动机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动机背后是需要，而人的需要会随着时间、地点和所面对的人物而不同，动机也就随之改变。
结论是：只要活着就有需要，有了需要才会产生动机；来访者和咨询师皆如此。从这个角度看，“缺乏动机的来访者”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是没有满足咨询师的需要而已。
那么，心理咨询，到底应该以谁为中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