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部制最早是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于1924年提出的，故有“斯隆模型”之称，也叫“联邦分权化”，是一种高度集权下的分权管理体制，最早为欧美、日本大型企业所采用。该模式是一种分级管理，分级核算自负盈亏的形式，即一个公司按地区或产品类别分成若干个事业部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成本核算、产品制造一直到产品销售，均由事业部及所属工厂负责，实行单独核算、独立经营，公司总部只保留人事决策、预算控制和监督大权，并通过利润等指标对事业部进行控制。总体来说，事业部制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相对独立的市场、相对独立的利益、相对独立的自主权。
事业部式的结构模式适用于规模庞大品种繁多、技术复杂的大型企业，是国外一些规模较大的联合公司经常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我国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或公司也陆续引进了这种组织结构形式。随着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大举推进，一些大型、超大型公共基础建设纷纷立项，在这些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及物资的公共项目的建设管理方面，事业部制这种组织结构模式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事业部制相较于传统的直线式结构，职能式结构，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层次更加清晰，应用更加灵活，对于具体的事务和命令链不需要层层上报，再逐一回复，因此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使地方具体工作更加有效率，并且在我国决策体系集权与分权的博弈中，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分权方式，做到权力下放，提高行政效率。例如某些公共福利或者某项政策的实施，我国对于新政策的态度是“先试点，后推广”，在实验成功地区的基础上各地再来学习当地成功的经验，这样做无疑是比较稳妥的做法，但是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这些政策的孵化地一般会选择沿海或者一线的发达城市，当地政府有实力和足够的财政去支持这些政策的成功，但是纵观我国国情，中西部某些城市或者省份的发展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因此，即便是成功试点的政策，在推广上遇到不少的阻力；其次，我国东西气候，南北文化差异等也是不能忽视的国情事实，这样一来，可能在东南沿海地区如鱼得水的项目在北方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在面临我国政治文化形势比较复杂多样的情形下，事业部制的引入可以很大程度上规避这些问题，就拿我国实行的高考科目改革来说，国家意图改变原来的文理科转向更加尊重学生的天赋和意愿的“3+2+1”模式，初衷是好的，像北上广深等标准的一线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师资力量雄厚，文化建设全面，学生可以做到多方面的发展，对于新政策适应自然更加迅速，但是相较于河南，四川等这些还不是很落后的地区，新政策推动已经十分困难，一是师资力量薄弱，二是教育经费有限，都这样一拖再拖，更不用说更加偏僻的西部地区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地区之间的差距是不是就会更大，这对于我国全面发展也是不利的。事业部制的好处在于一项政策可以让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是某些客观存在的条件例如经济发展程度等，这就需要领导者更加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加以改良或者迂回进行，“自负盈亏”的模式有利于对地方部门提出更多要求，对于培养通才型管理人才有好处，放权到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有其特殊的需求与问题，中央放手让地方官员处理，会比较妥善、实际；有利于地区内部协调。
一个领导者负责全部事务，领导者或者说管理者受到的限制较少，但是相应的，也是事业部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负责的领导者必须能力出众，需要更多的具有全面管理才能的人才，而这类人才往往不易得到；并且事业部制的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与中央的紧密联系，每一个区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加上时间、空间上的限制，往往是“天高帝远”，总部难以控制；由于总部与各区域是天各一方，难以维持集中的经济服务工作。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预见性的，因此，对于事业部制结构我们自然也不能是照搬照抄，需要有一定的过渡和改良，重点是加强地方与中央的相互关系，需要我们建立健全监察体系，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培养更多实用型人才，加快转移支付，加快共同富裕全面奔小康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