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有着与内陆客家诸多不同的特点，深圳客家被誉为“滨海客家”。深圳本地的客家民系居民主要在广九铁路深圳段以东的盐田、沙头角、横岗、龙岗、坪地、坪山、坑梓、葵涌、石岩、布吉、龙华、观澜等地。此外宝安区的石岩；南山区的西丽、桃源、沙河；罗湖区的莲塘、东湖、东晓、清水河也是深圳客家民系主要聚居地。据《宝安县志·方言》载“客家方言使用人口占全县户籍人口56%，粤方言44%”(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版)。

第一批进入深圳地区的客家先民难以确证。一般认为自宋末开始，从中原辗转闽、赣、粤山区迁入，“深港地区的客家人并非一竿子插到底，而是经过几代的辗转奔波，来到岭南海隅的”。如坪山镇客家围屋“大万世居”曾氏一族，“祖籍山东，为孔子著名弟子曾参后裔。西汉末年王莽篡汉，避乱江西吉安府吉水镇，唐代徙居樊城，宋代迁福建汀州，随后又迁至广东潮州定居。至明洪武年间，先后迁至长乐(今广东五华)、兴宁。清雍正年间，由75世孙简辉公率家族迁至坪山。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端义公创建大万世居(又称大万园)。族人后尊端义公为始祖，繁行至今已有八代。”曾氏一族辗转南迁至深圳定居的过程，在深圳客家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根据坪地、坪山、坑梓、葵涌、大鹏等镇实地调查结果，大多数客家人是从广东梅县、兴宁、五华及江西等客家人聚居地迁至深圳，迁居时间大体在清初康熙复界之时。因原居民回迁者甚少，清政府遂实行粤、赣、闽客家人南迁新安，给予减免赋税和发给牛、口粮、种子的优惠政策。

深圳客家人多聚居于山地丘陵，秉承中原汉族诗礼传家文化优势，艰苦创业有成之后，大多建有独特的客家围屋，聚族而居，以耕读持家，有极强的封建宗族观念和家族凝聚力。历史上，深圳客家人几乎是过着自耕自足的艰苦生活，极少与广府人交往。但他们毕竟生活在富于海洋文化气息的近海地区，颇得风气之先，故又能在重振家声、光宗耀祖的精神动力驱使下，除了重视以堂号、堂联、族谱、家谱等激励子孙发奋图强外，也能突破祖传禁忌，积极寻求向外开拓，从事商贸活动，甚至扬帆海外，寻求发展。较之内地山区客家人，更具开放性。故深圳客家人从近代以来；在经济、文化诸方面获得巨大发展，体现之一即是客家围屋建设。龙岗地区的鹤湖新居、大万世居等气势宏大并融入部分西洋建筑成分，是新客家围屋典型代表。

深圳客家风俗，拙朴中不乏浓郁生活情趣；遵古风又颇含海洋文化开放气质；严谨的祭祖祀岁与热烈的舞狮、舞麒麟、舞龙相映成趣；即编即唱的客家山歌，风情万种；客家狗肉、酿豆腐、糯米酒等客家饮食，就地取材，乡土特色浓郁。

深圳客家是清初形成的新客家地区的代表，是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在到深圳垦殖的三百年间，有过一个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时期。他们既能适应新环境，又能抓住好机遇；既坚持以农为本，又不失时机地发展了本地工商业；既能维护传统，又能带动新风尚。

深圳客家有自己的特色，这跟它独特的迁徙历史、社区形成与发展历史息息相关。清初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开始的“迁海复界”，是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地区在“迁海”运动中，沿海地区为直接受害区，北部山区是间接受害区。“迁海”的二十余年间，这两种地区都遭到空前严重破坏。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开始全面“复界”，原居民迁回的极少，初时响应“招垦”的也不多。从方志和族谱资料看，到康熙三十年后，迁来的人口才慢慢增多。西部主要是增城、东莞方向来的粤语系人，东部则多是从闽粤赣山区出来的客家人。这样，就形成了深圳民系人口和地域文化独特的分布格局：西部广府人，东部客家人。在深圳这个新开发区，作为移民，无论东部西部，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精神，都有不错的业绩。

“复界”之机，给了客家人在广东沿海驻足发展的机会。深圳的客家，是“迁海复界”造成的疆域最清楚、人口最集中、发展最成功的新客家地区，因而成为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也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向外播迁发展的一个“典型”。

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出来的客家人，在当时大背景、新环境的影响下，文化观念都普遍地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异和进步(如“重农不抑商”)。而深圳客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色，更鲜明、更突出，这就是：坚持耕读，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

深圳客家在重视教育、大力发展本地农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商业经济。罗氏龙岗开山祖瑞凤公在鹤湖村落户之后，便在当时较为发达的东莞开商铺做生意，赚了大钱，才有了资本，兴建占地两万一千平方米的大型围堡“鹤湖新居”。后来，罗氏进一步发展，远至广州、潮州、汕头都有他们的土地、商铺。

从整个深圳客家来看，这种既重文教、又鼓励经商的文化，对于历来“重农抑商”的客家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突破。这也正是深圳客家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深圳客家对传统客家文化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贡献。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客家能够顺利地接受改革开放的新思想，快步跟上时代潮流，并且如鱼得水、大展身手，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全国客家地区中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并非仅赖于“地利”，人的因素、人的文化因素还是第一位的。

深圳客家自宋元以来在深圳垦殖的800年漫长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凭借自己的勤劳勇敢与聪明才智渐渐在这个新城市站稳脚跟，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成为深圳原住居民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深圳滨海客家文化。地处滨海的深圳客家文化具有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特色。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滨海深圳客家人总能挺身而出保境安民，涌现了不少民族英雄，如清朝一门三代五将军的大鹏赖恩爵家族；新中国授衔少将的龙岗曾生；名驰中外的东江纵队队员亦多为粤籍客家人，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深圳客家人。

而在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深圳本土的客家人可以说是这座现代化城市的最早见证者。在建市后建设特区的过程中，以粵东客家为主的干部、教师从各客家地市抽调至深圳，支援支持特区建设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又涌现出以大鹏袁庚为代表的新时代客家精英。袁庚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正是深圳特区这四十余载的绝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