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的施元衡共有7亩地。5亩地上是梨树，其余2亩，分别种着桃、柿子、香瓜、西瓜、小冬瓜、玉米等各色瓜果。
仲夏时节，梨子长至青枣大小，蜜桃已经成熟，柿子树结出大量幼果，香瓜静卧在树下。碧绿的藤蔓中，西瓜看不出动静，随风摇曳的早春玉米红穗招展，再过一个星期就可采摘上市了。
施元衡站在田间，可将这一隅植物界的若干变动尽收眼底。谈及它们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亦或几时整枝，几时结果，这位七旬老人抑制不住眉角飞扬。他的精力和记忆，似乎正好够得上将那些微小的、生长中的变动，还原到每一株作物身上。
“古典主义”种植的生命
在这片瓜果地所在的大豫镇丁家店村，施元衡是以最早种植梨树而闻名。30多年前，他在全村率先辟出地方种下“杭青”梨，趟出了当时农民增收的一条新路。他曾是公认的致富能手，但是30多年过去，农村发展的情势大变。富足之户层出不穷，率先致富的光荣已被时代稀释。
一垄地、一双手、一个人。光荣消逝的背后，一种信奉“勤则不匮”的古典主义种植方式正面临冲击。施元衡的种梨生涯始于1983年。他花了34年，将梨园从2亩扩展到5亩，将梨子从“杭青”一点点淘汰置换至10多个品种。但是对比近两年来，莲雾、龙眼、木瓜、柠檬这些真正稀罕的果品，在村里一下子以上百亩面积出现，全智能温室、生态栽培、系统化灌溉等等技术取代了人工看护，他所创造的缓慢进步被轻松掠过，莫名其妙地变得廉价。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有经历高温、多雨的生长年份，使得梨子减产减收之后，施元衡才会抱怨，大自然的施舍不够稳定，也不够仁慈。大部分时候，他还是对30多年来养成习惯的劳作形式饱含热情。梨树安排在最近的屋前，柿子树栽在最远的河边，桃树低矮而茂密，种在两者之间。玉米占据着三百米开外的另一爿地，西瓜、香瓜等各排成修短的队伍，稀稀朗朗地趴在田里。
错落而有限的生长空间，为每一株作物接受他的检视创造了条件。摩挲日久，他不用太费力，那些微小的、生长中的变动就能一一印入他的脑海。比如熟知二次嫁接获得成功的那棵梨树，在树丛之中位于何处；或是洞悉一众被苞叶严实包裹的玉米，结实采摘时应孰后孰先。收获被分割在一年中不同的段落，果实的成熟只需仰仗自然的呼吸。接下来就是一个随行就市的过程，他无需考虑变现能力与市场行情的冲突。
规模与现代农业在观念和技术上的领先之处，已不足以驱使一位70多岁的老人，打破古典种植方式给予他习惯与精力的平衡。例如，栽植的瓜果种类虽多，但通常某一类只占几分地，证明他只是爱摆弄，不愿意享清福罢了。但古典主义种植的生命力并不纯然靠着感情维系，他所获取1万多元的亩均收益说明，如果这一古老而清新的田园耕作仍值得歌颂，则这种劳动之美，必定在神而不在貌。
放大劳动本身的价值
慢耕细作，这条“古典主义”种植的核心原则，没有因接触市场交换的逻辑而腐朽。从施元衡30年前种下梨树开始，他就比如今多少种植基地或农场更早打破传统农业的自给自足。可是商业价值观对传统耕种的影响，却到近20年之后方才出现。树上那些梨子被当做商品售卖了十几年，亩收益安分地维持在一两千元。直到有一天，顾客对守在水果摊前的施元衡说，他们出了好价钱买他的梨，他的梨却混杂着优劣几个品种。希望去粗取精，单种出些好吃的梨来。
正是这句话，被施元衡用来解释为什么自2001年往后，集中精力大搞品种改良。他跑到海门、启东、通州等地，辗转五六十个镇进行调研，陆续引进“翠冠”“丰水”“圆黄”等优质品种，通过高枝嫁接，使梨子的产量、质量明显提高。更高的交换价值伴随相生。最高的时候，每亩梨树的收益可达1万2千元。
品种改良还进一步扩展到柿子、玉米等其他作物。针对一种本地人称为“四杈头”的柿子树，施元衡对照从海门引进的品种，改进了三年，第一年未怎么结果，去年每棵树只有几十斤的产量，今年则可以达到预想中的上百斤：产量增三倍，售价可以翻一番。
不过，这种对于利益的追求，既不是通过数目扩张实现——譬如，花了三年气力改良的柿子树，一共不过十来棵；也无关现代农业的任何标准化操作——譬如，大部分梨树都印上嫁接的痕迹，加上数十个品种分布在不同的枝头，让它们变得独特而难于统一归类。况且回溯这一切发生的缘由，更与谋利没什么直接关联。
所以，说到品种改良的动机，到底是为了卖个好价钱而去种出好产品，还是种出好的产品，故而能卖个好价钱？施元衡表述为前者，但后者也许更接近对“古典主义”种植的认知。土地的果实仍在一种缓慢、自然状态下生长，慢耕细作的传统被沿袭，惟在劳动精度上有了升华之处，放大的不是交易成果，而是劳动本身的价值。
劳动作为一种权利
在“古典主义”种植框架下，商业逻辑的伪装是可以轻易撕开的。从观念到行为，皆对泛滥的农业工业化进程敬而远之。对规模与技术的迷信被搁置一旁，个体的勤劳和智慧在这里依然可靠。
施元衡种的所有瓜果，梨、桃、柿子、香瓜、西瓜、小冬瓜、玉米，都以最原始的方式进入交易环节。他有一辆“豪爵-125”摩托车，每到瓜果成熟，就在车身两侧挂上箩筐，一边一个，驱车前往市场。梨与柿子，常常带去海门，其余瓜果，则在本地售卖。所有产品皆为零售。
这种市场布局与另一种调研有关。在引进品种的同时，施元衡在海门、启东、通州等地还详细考察了市场。一看东西销得快，二看产品价格高，两项标准帮助他认定海门地区的消费潜力尚可，他种得最多的梨子，便被投放在这里。
他已经74岁了，须眉尽白。但到收获时节，每日为两筐梨辗转数十公里，却不以为苦。这种略显笨拙的变现方式宛若一项自我修行，其背后的交易成本如何显而易见。个中支撑的，全凭一种勤劳的品质，与此相比，生意头脑到底是清醒还是糊涂，已然微不足道了。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条古训的道理在实践中并未失效。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施元衡的半亩玉米地里。他一再声称，整个镇上再也找不出像他种得这样早的白玉米。春节时即要播种，到仲夏能提前半月上市，可卖得5元一斤，较平时的市价贵上三五倍。不等春玉米收割，行间便栽下夏苗，俟后又有秋苗。一年三熟，衔接有序。单这半亩玉米地，一年收益可致万元。
施元衡解释，春玉米上市那样早，经济效益与培管难度成正比，而几乎没有人愿意像他那样不怕麻烦。克服这样的麻烦，除了付诸勤劳，还包括动用淳朴的智慧。为使每株玉米在合适的时刻采摘，果实红穗时，他利用本地长牌中“条”“饼”“万”等牌面的区别，按他自己默认的对应关系，一张张嵌插在苞米叶中。这样等到采摘之际，应孰先孰后便一目了然，不再难于判断。标注完半亩地，花去他四副牌。
以上种种努力，并非致力于将生产资料的经营变得扁平、抽象，从而纳入工业化的某个环节，相反它们仍然具体、生动，存留一种曲折之美。劳动不是什么逐利的工具，而是一种贵重的权利。施元衡总结道，多年的习惯，让他觉得惟劳动才会身体好，惟劳动才有存在感。此生操劳不辍，无他，喜欢而已。
道德与精神满足
无论是出于喜欢，还是源于习惯，“古典主义”种植都保留了乐于和自然对话的形式之美。劳动作为一种权利，意味着任何行动都变得自由。施元衡可以在地里种下任何他想种的作物，选择自得其乐的交易方式，但对他而言，更大的满足则指向道德与精神的舒展。
他的一户邻居，跟随他种梨已有20多年。他种什么，人家便种什么，他怎么种，人家便怎么种。他不辞劳苦改良梨树品种时，也无偿将技术提供给人家，甚至亲自动手。邻家共2亩7分地，180棵梨树，这几年，他陆陆续续帮着改良了100多棵。邻居去年告诉他亩收入已达8000元，他说嫌少，来年，品种他再继续改。
还是这位邻居，他家的梨子全赖其子通过某渠道批发出去，不过施元衡从来不想着搭这个顺风车。对周围其余40多户种梨人家，他也皆是提供无私的引导。人们看重他，往往请他亲自实施整枝或嫁接，少则一棵两棵，多则一天两天，他去了，从来分文不取。什么时候施药，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一整套经验他也从不隐瞒。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古典主义”种植的一切行为，都不是秘密。这种古老的田园耕作，劳动的意义一直停留在劳动本身，也就不给施元衡施加任何利益的枷锁。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一种摒弃私念的劳动格局，无意间却在追索着“古典主义”种植的至高美德。
他74岁了，须眉尽白，自称精力正日渐衰退。种植的面积不能再扩展，骑摩托车售货的一幕，说不准哪天他也必须放弃。30多年来他所延续的“古典主义”种植，无论何时面临终结，至少他仍将在精神上享受劳动的纯粹乐趣。
沿着家门口那条水泥路向西走，施元衡能看到成片成片的梨树，那些梨树分属邻里。他不是拥有者，但他曾赋予它们以生命。每当打梨树林前走过，劳动的趣味便溢满心胸，现在站在自家田间，这种乐趣则更富层次、更为丰满。
仲夏的梨子已长至青枣大小，蜜桃如胭脂搽在低矮的枝头。柿子树结出幼果，香瓜静卧在树下，西瓜躲在碧绿的藤蔓中。远处，随风摇曳的早春玉米红穗招展，风拂过墨绿色的叶子，腰线起伏，呜咽如在梦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