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文章中做了一点比喻，将民众比作胡羊（又称绵羊），将智识阶级比作山羊，将绅士比作豪猪。

为什么呢？“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那时的民众是驯良的、盲从的，只要能吃饱穿暖便什么苦都能受、什么罪都能吃，并没有太多的要求。

而智识阶级，也就是“现代评论派”——“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一方面，智识阶级自我感觉比民众更高高在上，一方面，他们又是为军阀政府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的，比作胡羊群中领路的山羊可说非常形象。

统治者当然是希望民众如羊的，“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胡羊不但柔顺，全无危害，而且肯顺从地跟着山羊走，统治起来全不费力。可惜，群体中总有猪。即使是家猪，被杀前也会奔突、挣扎、嚎叫；何况还有野猪，长着锋利的獠牙可以反抗；更何况还有豪猪，有一身令人生畏的尖刺。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里有着这样意思的话：有一群豪猪，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体温来御寒冷，紧靠起来了，但它们彼此即刻又觉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离开。然而温暖的必要，再使它们靠近时，却又吃了照样的苦。但它们在这两种困难中，终于发见了彼此之间的适宜的间隔，以这距离，它们能够过得最平安。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他们最后所发见的距离，——使他们得以聚在一处的中庸的距离，就是“礼让”和“上流的风习”。”这部书翻译作《副业和补遗》，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一八五一年出版的一本杂文集。而这个广为人知的关于豪猪的故事，原来出处是这里。

鲁迅的用意当然是希望民众不要做逆来顺受、任人欺侮的胡羊，应该努力使自己变成野猪或者豪猪。“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定适当的距离。”

当有人来欺负，就挺起自己的獠牙、亮出自己的尖刺。作顺民没有出路，只有实力才能赢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