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曾强加给王安石一个罪名“三不足”.
《论语季氏》有云：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曾强加给王安石一个罪名，叫作“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在反对变法的人看来，王安石简直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在那个时候，“三不足”可是一顶很大的政治帽子。神宗皇帝曾当面问过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卿曾说过这样的话吗 ? ”王安石从容地说道：“臣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却欣然接受反对派们强加给他的话。他向皇上解释说：“古人以为，天灾地震之类，都是上天发怒的象征，并把这些灾异和君主的行为联系起来，臣对此确实不以为然。臣以为，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日食月蚀，都是自然现象，和皇帝的行为没有什么关系。我说的这些，我知道陛下不一定会同意，天地之道，玄虚难测，不谈也罢。但是，流俗之言不足惧，却是不易之理。流俗之人，不学无术，看问题只从自身出发，不能统观全局看得长远，所以对一件事，会有多种看法。做大事者，认准了一件事，就一定要独持己见，等事情做过了，成败才能显现出来。如果什么人的话都听，左右动摇，永无成功那一天。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仁宗皇帝号称守成，在位 40 年，也屡次修订成法，何况陛下这样的大有作为之君呢 ? ”
读《王安石传》：“上谓（王安石）曰‘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其实就王安石变法的过程来看，宋神宗对他说的话倒不是没有道理。王安石在变法实施过程中，一厢情愿，近似空想，用人失当，“施”得其反，可谓“不晓世务”之证。谈经论道与实际操作确实存在很大差距，若不能先见于此必受其祸。改革者为排除阻碍往往利用手中权势罢黜异己，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广开视听，重视反对派意见，还是大有裨益的。虽然这些人为了反对改革往往夸大其词，但也正是他们，往往最先察觉出改革的弊端所在――这些纰漏能否及时的发现并纠正往往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改革者如果以为自己一心为国不求私利，就有恃无恐不讲求工作的方法，势必将更多的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这时要特别注意那几个核心人物，权宜处置，他们有势力、有才能，若不支持你最好能处之一静，否则足以坏事。如果以为君子行事，不讲求形式，不计较谋略，就极有可能劳而无功甚至身败名裂。王安石变法以一己之力欲挽狂澜之既倒，身处重重包围（不明真相和有意反对的）而不自警，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他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国，而非富民，所以他的种种改革措施由利国利民转向权贵害民几乎不可避免，王安石谪官途中听到人们怨声载道甚至对他破口大骂满腹委屈，令人感叹，后世有志于此者不可不引以为戒！
又，人们评论王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这一性格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这本就是事物自身的一个悖论：没有这样倔强的性格，不可能力排众异主持变法，而此性格过强又往往独断专行以致道路日窄终至不通。要根本解决这一矛盾唯有建立良好的体制，使能者可以展其长，但又受民主制约不致独断，所谓集思广益必有改观。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上行下效，保证即便是持不同意见的人也能为改革出力，而不至于出现美好愿望变成害民措施的荒唐事――人的作用稍减，法令的作用大增。
读书札记：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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