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的“博约”二字，其起源当是《论语·子罕》一章中颜渊对孔子的评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而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后世有人将这一段话中的“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当成先博我以文，而后约我以礼，认为这就是先贤所讲述的明悟事理的方法。后世苏轼在文章中也写到了“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思想，也就是多了解涉猎而得到言简意赅的思想。朱熹讲“格物致知”，表述的也是这样的道理。
而阳明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博”与“约”本质上并没有先后之分，并认为“文”与“礼”本是一物，文是礼外在的表现，而礼是文内在的本质。所谓的礼，就是“天理”的具体条目。君子之行事，不论是博文或者是约礼，都是为了“尽吾心之天理”。
之所以“文”要用一个“博”字，而“礼”要用一个“约”字，这是文与礼之间的不同所导致的。虽然他们同出一源，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文为外在，散于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因此需要我们去博览，去了解涉猎，但礼却是根本在于每个人的内心，而不必向外探求，因此需要一个约字。但是总的来说，阳明先生所讲的“精一之功”与“博约”其实都是格物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精一”与“博约”来获取知识和道理，从而达到儒家最理想的“止于至善”的境界，这些都是心在不同方面的表现。
所谓博文与约礼，还有另一层含义。中国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大道至简。这个概念在《周易》与《道德经》中都有所提及。博文，这个文可以是书本，也可以是言传身教，通过“博文”的手段得到的道理、知识最终所需要的是化繁为简。譬如读书能明理，且能学到知识，但是当读书明理之后能够将这一切化为自身的气质，并做到每件事都循礼而动，这样你就得到了真正的天理。阳明先生所说的主要是在于学到儒家的“天理”，但这样的道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也是有所裨益的。
博文以约礼，格物以致良知，本便是一样的道理。阳明先生在《传习录》中提到一个观点，“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博览群书，品读万物，并能从中提炼出简约的道理。博为大，约为小，以小存大，以大证小。约礼与博文，大与小缺一不可。博文而不约礼，则文为虚文，徒饰雕虫，止为功利之学。约礼而不博文，则礼为虚礼，止为佛老空谈之学，而不用于世间。非约礼不能博文，而反过来，博文又是约礼的证明。
阳明先生在最后对于颜渊言语中的“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颜渊最初学于孔子时，认为道是有具体形象的，认为道是人一生可以穷极的，而这种思想正与程朱理学中所认为的万事万物皆有道理，要一条一条向外探求相吻合。虽然道是没有具体形象的，但天下万事万物无不出于心中之理。这便是我认为阳明先生“博约说”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
阳明心学是炼心的学问，而阳明先生逝世前的最后一句话“吾心光明，亦复何言”也说明了他的思想。格物而致良知，则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