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脚阳春---
“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
这是五代时期文学家王仁裕在其著作《开元天宝遗事》里面对宋璟的描述。意思是说，宋璟爱护百姓体恤万物，朝野上下无不有口皆碑，当时的人，都称宋璟为“有脚阳春”，他所到之处，就像温暖的春天养育万物。
用现在的话说，宋璟无疑是暖男一枚。但具体怎么暖、有多暖，就不得而知了。
只知道他在广州任都督的时候，广州人用竹子和茅草来建房子，容易引起火灾。宋璟就教他们烧瓦筑墙，改造屋肆，越地的人才知道这种房子很好，不怕火灾。
宋璟被调回朝廷后，广州人要为他立“遗爱颂”碑。他上书唐玄宗说：“颂碑是用来传德载功的，我的政绩不足记载，广州人因为我入朝当政，才做美溢之辞，这样就成了谄谀了。陛下要厘正此风，请从我开始。”唐玄宗这才下诏准许停止。
不管宋璟在广州的政绩怎样，单看他教会广州人烧瓦建房子，免了火灾之祸一事，足见他对广州的贡献之大。
宋璟任宰相期间，只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直谏唐玄宗，维持了姚崇在开元初期建立的政治成果；二是整治“恶钱”，也就是民间私铸铜钱。
---直谏玄宗---
唐玄宗前往巡视东都洛阳，途径崤谷，因道路狭窄，导致车骑拥阻难行，于是下令罢黜河南尹李朝隐、知顿使王怡等人的官职。宋璟直谏：如果因为道路未修好而怪罪二位大臣，恐怕以后会有筑路劳民的弊端出现。玄宗急忙下令不再追究。宋璟又觉得不妥，因为唐玄宗刚才因恼怒而要责罚他们，马上又因宋璟的谏言赦免他们，意味着过错归于上而恩德归于下。
那怎么办？先让他们待罪于朝，然后下诏恢复他们的官职。唐玄宗听后，“善之”，还加封宋璟为广平郡公。
皇后的父亲王仁皎去世，下葬要按昭成皇后父亲窦孝谌去世时的标准，坟高五丈一尺。宋璟等人请求按成文规定办此事，唐玄宗也答应了。但到了第二天，唐玄宗仍然下诏按窦孝谌下葬的标准办。宋璟把诏书退回，直谏勤俭的好处、奢侈的危害，以及这样是越礼厚葬，得引以为戒。
唐玄宗听了，感慨道：“我常常想以身作则，做天下之纲纪，对皇后怎么能有私心呢？其他人难以说出口的话，你们竟然能说出来。”随即批准了宋璟等人的奏请，又派人送了四百匹彩绢给他们。
从这两件事看来，宋璟替唐玄宗考虑问题还是颇为周到的。他既能迅速反应，看清事态的本质，又能直言不讳地切中其中要害。
开元初，唐玄宗立志当一个贤明的皇帝。要当一个贤明的皇帝，就要礼贤下士，就要恭听谏言。可是，忠言往往会逆耳，因此，他要不断地压制、调整自己听到逆耳忠言时的消极情绪。
从人与人议论、谈话的角度来看，谏言也就是否定之言。皇帝的一言一行，总能被谏臣抓到漏洞，接下来就是被否定，然后皇帝服软，谏臣颂德。
偶尔被否定没什么，但要是常常被否定，再大方、再豁达的人都会心生厌烦。而皇帝其实一点都不大方，历史上最小气的人莫过于皇帝，因为他们太容易生气了。
唐玄宗对宋璟也是有厌烦之感的，甚至觉得他的“直”是沽名钓誉。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逃到蜀地，有一次跟身边的官员点评朝廷重臣。他评价姚崇“贼不足灭”，意思是说，姚崇办事能力极强，要平定安史之乱，那是不在话下；说到宋璟，他就说“彼卖直以取名耳”，意思是说，宋璟只是吊卖自己的忠直来换取好名声罢了。
可见，在唐玄宗心目中，宋璟的办事能力是远远不及姚崇的。但是，在宋璟当权期间，唐玄宗既要依靠宋璟辅助，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明君形象，只好压制自己，做个样子，成全宋璟。
宋璟擅长直谏，为唐玄宗出过不少好主意，解决过不少难题，然而，他在位期间，并没有做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宋璟的治国方略，无非是守住姚崇创造的成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这是姚崇的治国方略，也是宋璟的治国方略，只是宋璟比姚崇保守许多，政治能力也比姚崇差太多。
除此之外，宋璟的脾气也不怎么好，甚至可以说是急躁，所以他处理大事难免急于求成。这体现在他对罪犯们坚持上诉极为反感和厌恶，并将积压的案件全部推给监察部门处理，还交代政策：认罪伏法的宽大处理，继续上诉的全部关起来。
结果确有冤情的好人申诉无门，导致民怨沸腾，就连艺人都看不下去了。有一次，一个优伶在给唐玄宗表演节目的时候，故意扮作旱魔在他面前手舞足蹈。
唐玄宗问：“你这东西怎么跑出来了？”优伶回答：“奉宰相之命。”唐玄宗问：“此话怎讲？”艺人回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关押，旱魔能不出来？”
当时正值天旱，艺人用此讽刺宋璟，暗示旱灾乃是宋璟制造了诸多冤案引起，宋璟的作为，可谓天怒人怨！
---整治恶钱---
接下来，就是整治恶钱。
恶钱之所以被称为恶钱，不是因为它们是假钱或是来历邪恶的钱，私铸的铜币也是真钱，不影响在市场上流通。只因很多铸钱商人为了降低铸造成本，在铜液中掺杂锡、铁等便宜金属，导致用料分量不足，或者成色欠佳，私铸货币才被称为恶钱。
唐代有规定：严禁私人铸造货币，违者处以死刑，家属籍没为奴。但随着大唐经济的发展，民间对货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由于受铜矿开采量的限制，官铸铜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因此，民间私铸铜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恶钱泛滥已严重影响大唐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宋璟作为宰相，整治恶钱责无旁贷。他是贤臣，也是道德楷模，但他只是个文人，治理经济不是他的强项。他对恶钱的整治手段主要是禁止、收缴销毁，然后由官方再铸标准货币。这么一来，市场上的货币流通严重紧缺，市场顿时变得萧条。
措施有问题，宋璟只好紧急动用官府的钱来控制危机：第一，平价购买民间商人货物，让标准货币流向商人；第二，准许长安和洛阳两地的官员预支俸禄，方便两地官员支出更多标准货币。
可是，过了不久，问题又来了。商人和官员口袋已经基本没有恶钱了，但民间老百姓的口袋里还有不少，这些不能流通的恶钱让老百姓怨声载道。为了平息民愤，宋璟奏请唐玄宗，让国库和各州县拿出十万石粮食，售卖给老百姓，以吸收民间恶钱。
这么一来，又坏事了：在民间，用一文良钱可以兑换一文以上的恶钱，恶钱比良钱更有价值了；恶钱可以购买官粮，没恶钱的人，也要用良钱换恶钱后再去购买，促使民间私铸作坊死灰复燃。
宋璟整治恶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纵观整个过程，宋璟每次施行政策都像头脑发热，欠缺考虑周全。一出问题，匆忙补救，结果越补越糟糕。看来，宋璟空有正直之名，而无治国之才；替唐玄宗挑些小事还可以，遇上国家大事，他却显得手足无措。
---总结---
宋璟正直、嫉恶如仇、善于发现问题，而唐玄宗在开元初期还是个明君，君贤臣明，本来是好事。然而，宋璟正直过头、嫉恶如仇过头，甚至连善于发现问题也做过头了。凡事过犹不及，正直过头成了食古不化、嫉恶如仇过头制造冤假错案、过于善于发现问题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而忽视大局。所以，宋璟虽为贤相，但注定成不了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