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夕，袁在朝鲜捡了一条命后逃回国，事情经过大致如下：由于袁在朝鲜执政期间，对日本百般抵制，日本对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多次组织暗杀袁世凯，但由于袁较为机警，暗杀均未成功(日本人一直习惯采用暗杀手段对付政敌，这一手段后被在日本留学或避难的革命党人所学会且发扬光大)，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决心向清政府摊牌，第一个要杀之人，自然为袁世凯，袁亦认识到此点，因此提前从清驻朝鲜使馆的窗户中逃出，距日本派兵围攻使馆仅约十分钟，可见当时情景之危急。统观袁在朝鲜十年，尽管当时年少气盛，很多方面有专横跋扈，太过激进之嫌，但总体说来，尚属措施得当，表现可圈可点，功绩应属显著，值得肯定。
从朝鲜狼狈回国的袁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主要承担后勤保障工作。战争后，由于朝鲜已不可去，清朝任命其为浙江温州一带的道员(相当于现在的地委书记)，浙江地处江南，经济发达，而温州尤甚，因此此官职应属肥缺，但由于袁有更大目标，便放弃可该岗位，全力去谋取练兵的差事。
俗语曰：“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此言确实不虚，尽管袁在朝鲜呼风唤雨，炙手可热，但对于清廷中枢，尚属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此练兵优差无论如何轮不到他头上，但袁最终却成功捕获该岗位，何也?原来袁回国后，善于总结，召集写手，将在朝鲜练兵经验编辑成练兵要略，并大量印刷成册，转送给亲朋好友，还呈现给权力中枢-军机处，于是袁即以“知兵”形象出现在达官贵人之中。兵书中，强调仿效世界第一陆军强国-德国方式练兵，练兵采用新式西洋操法，并改募兵制为征兵制，这些观点在方式确实领先于其他人。
练兵地点选取在北京与天津间的小站，小站地处荒野，但因这次练兵而变得举世瞩目，今后几十年，中国历史进程便由这次“小站”练兵所改变，这是大多数国人无法预计的，所以说，作为智者，永远不要轻视那些追求上进、积极创业的人。
练军离不开军事人才，袁意识到这点，开始大量网罗当世军事豪杰，于是先后进入袁氏新军的著名人才有北洋三杰(龙-王士珍，虎-段琪瑞，狗-冯国璋，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姓梁的青年人亦表现突出，四人号称“北洋四杰”，但此人福薄，在一次训练中溺水而亡，于是仅得北洋三杰留名于世)，徐世昌，曹琨，吴佩孚，孙传芳，李纯等等(注：其他有影响人物尚很多，但可能没那么著名，不一一列举)，这些人日后或为总统总理执政，或为雄霸一方的地方诸侯，影响民国初年政坛近二十年，可知袁在选人识人方面颇有独特眼光。
练兵初期共有兵员约7000人，自1895年开始练兵，仅历经两年，至1897年，小站新兵由于训练得法，阵容整齐，堪称清政府最强劲旅，袁亦因练兵有功被提拔为直隶按察使(相当于当时直隶省的纪委书记)，仍兼办练兵事宜。在这两年间，袁是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史载他曾多次解囊资助康梁办报纸、建学堂，为维新运动扩大影响力做出了一定贡献。从袁的行为中可看出两点：一是，康梁的维新运动是号召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袁大力支持，表明袁偏向于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的政治体系，二是，随着练军的成功，袁已不再满足军事上的成就，开始积极地着手于渗入到清政府的政治体系中去，以图今后在国家大事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1898年，当时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袁的命运，自此以后，袁开始成为清朝的封疆大吏，独当一面，掌一省的行政、军事大权，成为与当时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并称的地方大员。该大事即为戊戌变法(也称百日维新)，说为维新改革，以余认为，其中更多夹杂的是权力之争，光作为傀儡的光绪想通过变法树立威信，改变自己尴尬的政治地位，而慈禧太后则不想给世人留下揽权独裁的形象，做做形象工程，让光绪改革试试看，若偏离她所容忍的轨道，则可作为废除光绪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