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师道观在这里主要是指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师道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课堂教学活动结构,即,我认为,师道观决定课堂的教学活动结构。我所讲的教学活动结构是借鉴刘庆昌老师的《广义教学论》中的相关内容。
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学校中,师生关系是以一种极为鲜明的尊卑等级的形式存在的,“天地君师”,“师”作为仅次于“君”的人,在知识上拥有绝对的权威,在教学过程中拥有无上的权力,这种师生关系是一种绝对的、固化的上下关系,教师在上,学生于下。不管日后教师如何,学生如何,教师依旧是教师,学生只能是学生,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亲是能够随便改变的吗?
这种严格尊卑的师生关系也就决定了那时的教学活动结构,在课堂上,教师是绝对权威的知识拥有者,而学生只能以知识的接受者的身份存在。即这时的课堂教学活动结构是教师教,学生学。教和学是一种近乎平行的关系,二者不交叉,没有依附关系,教师的教既可以对学生的学起作用,也可以不对学生的学起作用,而学生的学可以随教师的教而进行,也可以脱离其而单独存在。不管如何,显然的是,尽管这种教学活动结构在当今的课堂上仍然存在,但它不能算是一种优质的教学。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的绝对权威逐渐下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一种新的师道观出现了,即教师开始在课堂中保持中立的态度,开始关注到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不再是纯粹的灌输知识,填鸭喂食,而是转向关注学生学的过程。
这时就出现了教师教学生学的活动结构,教师教学生学不再是两个独立存在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教师不再对知识拥有绝对的权威,不再是课堂的制约者,或者说教师不再在课程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教师从高高的讲台上走下来,开始走向学生。而学生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学生的自主性大大提高。
还有一种师道观,即教师处于服务的地位,而学生是被服务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这时就需要教师进行服务,替学生解决困难,或者教授学生解决困难的办法。
这种师道观所对应下的就是“学生自学,教师辅导”的教学活动结构,学生通过自学,学得知识,同时,在自学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这时就需要教师辅导,替学生解决困难,并教给学生怎样去解决困难。在这种教学活动结构中,学生不仅是学习知识的主体,还成了课堂生活的主人。而这时的教师因为是以服务者的形象存在,其行为多少受到一些束缚,但是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束缚,教师依然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
目前,人们对师道观依旧争论不休,然而,当我们回到古代,去探索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时,会发现,这种问题,他们早已给出了答案。韩愈对于师道观,给出了“相师”的观点。“相师”即相互为师,在同一时间内,教师可以成为学生的教师,学生也可成为教师的教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学生既可以是接受知识的人,也可以是传授知识的人,而教师,并不只是要单纯的来讲台上传授学生知识,也可以从学生那里获得自己需要的知识,所谓教学相长,即为如此。
在“相师”的师道观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是一种民主性的关系,教师与学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没有学问和年龄上的偏见。相应的,教学活动结构也应是一种自由的,灵活的,多变的形式。我认为,这属于师生互动,对话生成知识的教学活动结构。
教学的过程如果变成师生互动,那么知识的传授不再简单的是老师传,学生受。知识的传递成为一个相互的过程,学生可以从老师那里得到知识,老师可以从学生那里获得知识。这样的教学过程以对话式的教学呈现再好不过了。
“反年龄歧视论”的教育家克里夫·贝克认为,在真正的价值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一样都是学习者。理想的道德教育应当是师生之间的一种精神对话。“通过对话,学生的教师和教师的学生都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术语:‘教师—学生和学生—教师’。教师不再仅仅是受教者,在与学生的对话中,他也是受教者。反之,学生在受教的同时也在施教。他们对共同发展的过程负责,在这一过程中,基于‘权威’的那些论点不再是天经地义……这里没有向别人施教的人,也没有自己教自己的人,(人们)相互教。”如果把这里的道德教育换成教育来看待,对话式教学就是实现“相师”的师道观的最佳途径。
也许有人认为,就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而言,“相师”的师道观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对话式教学也莫过于纸上谈兵。毕竟从现实意义上,很多教师对于“相师”的师道观虽然能够理解,但却无法完全接受,这是人之常情。正如一个厅级干部被调到基层,任谁也不情愿。但是,如果一开始就以一种“相师”的师道观看待学生,在教学活动发生前就以一种民主性的眼光看待学生,既把学生当作自己教授的对象,同时又把他们作为自己知识的一个来源,以一种探索的态度看待他们,持着“教学相长”的理念进行教学,那么就不会有这种难为情的想法了。所以说来说去,问题又回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上来了,自古以来,中国的主流思想就是尊师,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千古俗言。虽然“天地君师”的思想在淡化,却还是没有达到消除的地步,体罚在减少,但却并没有消失。但是,韩愈作为一个封建社会时期的人物,还是一名封建社会的官员,能提出“相师”的师道观是真难能可贵。既然保守的古代都能提出这样的师道观,我们开放的现代有什么理由害怕实现呢?
在这里,我非常赞同贝克的一句话,他说:“要完全避免权威主义是困难的,但是,使我们的教学成为非权威和对话式的教学应当成为我们的理想。教师应当尽其所能地为他们的学生服务,与他们共同努力以确保对话的实现。”
我希望,或者说我相信在未来,“相师”的师道观能够实现,到那时的学校不再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的地方,而是成为一个知识交流、传递、碰撞的“化工厂”。
1'刘庆昌 《广义教学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2'Beck,c."A model of Dialogue for Democratic Moral Education:Theory and Practice".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Athens,Georgia,November 8,1991.
3'檀传宝 《德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