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天：第十六章：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

第十七章：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董仲舒

第十八章：儒家的独尊与道家的复兴

在封建制，礼约束个人行为与各国行为的。但随着社会发展，这种类似国际法的效用越来越弱，在战国时的纵横联盟以及秦的”远交近攻“，”耕战“优势以及”第五纵队战术“，促成了秦朝对中国的统一。之后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中国人已经习惯在一个政府下生活。大学里的”三纲领“，”八条目“，可归为“明明德”“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止于至善”的目标。荀子和庄子中都有折衷主义的观念，尤其是天下篇，区分了全部真理和部分真理，即“道术和方术”。并对儒墨两家关于道的某一方面有所“闻”，认为只有两家的结合才是全部真理。折衷趋势一直持续到汉朝，司马谈、刘歆作为道家与儒家的人物一样，在各自的著作中体现了折衷主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就是在思想领域也希望有一个统一的系统，妄图选取各家的优势，希望得到全部真理（道），但最终也只是不同成分的大杂烩。从种族上来讲，中国的历史上有蒙古人和满人的入侵，但清朝、元朝时，外族人大部分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的政治统治并未对中国文化和文明中断和改变，作者认为明元两朝也很正统，中国人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不大强调种族区别，所以在公元三、四世纪出现了“向内殖民”。即使佛教的传入，对中国人的固有观念也未产生根本影响，西方文明的冲突是中国人意识到有与中国文明相当的力量和重要性的其他文明的存在，从而感到了不安，这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文章中都有写到。

暴秦崩溃后，汉朝继续建立政治与社会的新秩序。董仲舒为儒家的正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推动了儒家经典为基础的考试制度，它采用阴阳家的思想，将阴阳家的形上学，与主要是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结合起来，他的思想具有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有十种成分组成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人。五行的顺序与洪范的不同，认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五行与四季相对应，阴阳盛衰遵循固定的轨道，四季变化来自阴阳的盛衰。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的副本，远高于世间其其他生物，他不赞成孟子的性善论，强调只有人为和教化才能使人与天地同等。但也不同于荀子，不认为人的质是恶的，他认为教化是性的继续，实际上他与孟子的区别，只是“已善与未善”的不同。董认为阴阳学说是社会秩序的形上学，在儒家五伦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纲与五常。为帮助发展人性，王应当以庆赏罚刑为“四政”，并以四季模型来创建政府，即政府官员分为四级，每一级有三个副手（一季三个月），因人的才能和德性分四等。在政治上过失与自然异常现象上，董仲舒也给出了阴阳学家目的论和机械论的解释，在朝代的更迭上，他给出了三统（黑，白，赤）的顺序，根本上并不同，在外表上改变以显示是受命于天，改制并未改变其基本原则。这样的学说，既为行使皇权提供根据，又对行使皇权有所限制。董仲舒善于解释春秋，认为孔子是正黑统合法的王，他把春秋时代划分为三世（孔子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解释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在礼记的礼运篇中，也有三个阶段的学说，有乱世，小康和大同。对大同的描述，实际上代表了汉朝人当时的愿望以及梦想。

秦统一中国之后，采取了统一思想的政策，在李斯和韩非等人的建议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以史为师”。汉推翻秦以后，在董仲舒的大一统的原则建议下，进行了第二次的意识形态的统一，宣布儒学为官方学说，六经占据主要的统治地位，当时政府的支持使儒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从其他家汲取思想。但并未完全禁绝其他思想，只是给予儒家国学的地位，孔子的地位也因纬书的编撰而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度。在部分著作中，对孔子进行了神化。此时也出现的古文学派与今文学之争，古文学派相当于荀子学派，而今文学派的相当于孟子学派。在古文学派中主要介绍了扬雄和王充。在汉代末年形成了一个道教，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借鉴了佛教的制度和组织，这既是中国本地的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取代佛教在本地宗教而发展起来。在佛教和道教的结合之处，便出现了禅。法家哲学在秦统一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成为秦苛政的替罪羊。汉初的“黄老之学”的道家，为汉初的稳定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形势发展，统治者们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了道家学说的替代，儒家作为当时社会制度的理论根据，并为新地主、新贵族提供了专门知识，维持社会的差别，即使儒家成为正统，也未能抛弃其他家甚至出现了“儒表法里”的现象。在六朝（南北朝）长期战乱以及朝代更迭，道家行时，其趋利避害的思想也正符合乱世人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