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落榜，最后还是回到了老家。
回去面对街邻街坊，脸上真的挂不住。
母亲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安慰我说：“哭啥？咱家里有地，怕啥？”
那年8月份，我和母亲在东屋的房顶上乘凉，小喇叭里广播，邢庄村招老师。
母亲说：“去试试吧，中咧中，不中拉倒。”
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到巨桥镇中心校。一位姓陈的主任领我到东边屋报了个名。
当时，刑庄村的干部嫌本村老师教的不好，让中心校面向全县进行招聘。这是教育界率先开启招聘制。
在中心小学统一组织考试。参加考试的人特别多，大部分是高考落榜生，我没抱多大希望。
没想到，过了几天，我在菜园浇地，突然有人来找我，我挽着裤腿光着脚前去迎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推着自行车，他先问我：“你是zxq吗？九月一号到我们村报到吧。”
母亲得知了这个消息，赶紧给我准备被褥。掩饰不住她的高兴。
后来她跟我说，我们村支书埋怨她：“咋不叫闺女在咱村教啊？”
母亲给我说：“咱村教学的都是他们干部家的闺女媳妇，哪能轮上咱。”
9月1号，父亲母亲驮着被子，脸盆去送我报到。父亲把他戴的大手表撸下来给我，说过一段给你买个女式的。我第一次戴手表，不知道戴在哪个手上。
母亲临走嘱咐我：“天热也别在院子里睡觉啊。”
没过几天，母亲去县城给我买了一块宝石花牌的女表，我有了自己的手表。露在袖口外边，神气十足。时不时端起手腕，翻过来手背看看时间。看时间是次要，显摆是主要。
我上班了，在1985年的夏天。18岁，正逢第一个教师节。
后来听张金富校长说，全县170多人考试，最后录取了你们7个，你们都很优秀啊！
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陈秀荣，25岁，已经结了婚；何同庆20岁、张同霞19岁、陈秀荣20岁；陈红军19岁，我18岁，最小的吴广军17岁。
中心校领导安排吴广军当校长，陈红军当司务长 程秀荣当会计。我们七个年轻人开始了日常教学工作。
我被分到二年级，包班。第一次踏上讲台，觉得当老师特神气。同学王玉洁来找我，我正背着手、拿着教鞭在学生中间走来走去。现在回想，多么好笑，跟做过家家似的，对教学一点儿都不懂。
有一次张校长来听课，我紧张得讲错了，可他只是指出来，并没有责怪。
村委给我们雇了个小伙儿，来给我们做饭，人家干了一段儿，不干了。又雇了一个60多岁的老王，王师傅年纪大了，力气跟不上，轧的面条都是四棱锭，茄子炒得黑乎乎的——
以后好多年，我都不吃茄子、也不吃厚面条。
当时一个月伙食费五六块钱，面是从家里带的。赶上没菜，就用盐水兑点酱油，配着玉米糊糊喝。
我得了胃病，疼得差点儿去穿线。
半年给发一次工资，一个月50块钱。一把发300元。在当时，我们的工资已经不低了，父亲一个月才30多块。
我们几个有时也闹矛盾。炊事员嫌我们不好伺候，甩手不干了。几个男生就自己做饭，不让我们女生吃。我们四个一起去中心校告状，陈主任写了几句话，让我们带给他们，男生故意气我们，把那张纸贴墙上。
现在想想，一群孩子，谁也不让谁。
冬天到了，我们各班分一堆煤灰，自己掺土，和煤，搥成煤球。每星期都要生一回炉子，用报纸引火，烟熏得眼睛都睁不开。等到煤球红了，可有一种成就感。
夜幕降临，我们有时去村北边的田间散步，悠闲地边走便唱。农村人干了一天活，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消耗了所有的力气，剩下就是或坐或躺了。
第二年，全县推进老师招聘制，我们几个免考，直接参加调动。
我们七个散了，张同霞去白寺农场中学了，程秀荣去大来店教了，剩下我们几个，分到了不同的学校，之后很少见面。
1994年，我离开巨桥来到濮阳。
一晃40年过去了，今年我58岁了，他们是不是如我一样，发福了？
18岁，既吃不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