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前夜》读至宣帝事。
班超进“以夷制夷”策，获准，此后大举成功，几乎不费关内一兵一卒，便平定北匈奴，解决了西北边境问题。
对于当时的后汉来说，这一策略当真良谋，将“降本增效”发挥到极致，为时局稳定做出了莫大贡献。
于是，后汉的对夷——或者说对羌胡国策，就这般延续下去，任其自然发展。
然而，事情就坏在了这个“自然发展”上面。
在“以夷制夷”的策略指导下，羌、胡各部与后汉的边界开始模糊起来，边疆有了明显的“民族融合”趋势。
但后汉并没有在“融合”方面下太多的功夫——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局面酝酿了多么严重的危机。
首先，由于一部分“夷”在“制夷”方面有功，后汉显然无法再施行“种族隔离”的政策，边疆地区胡羌汉各族开始混居。
但这个时期，王莽政权刚刚将儒家文化弘扬起来，后汉更是延续这一方向将儒化遍及汉土、教化全民。
于是汉人在普遍范围上，显然无法将“蛮夷”的外族视为同类；而被作为“他者”而受到文化歧视的“夷人”，更是增强了自我民族的共同认识，也不以汉人为同类。
表面上的混居融合，暗地里则有着实际的壁垒分明。
但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一旦发生边乱，很难从居民中迅速将“汉夷”区分开来。
到了乱时，边疆就首次出现了居民区与军事区无法清楚区分的复杂情况。
这种状况的结果，就是出现了西北以“夷人”为基本盘，却又不被汉人完全排斥的地方领袖级人物——例如董卓。
而由此推进了汉朝的覆亡之后，边疆地区不断模糊，“夷人”势力不断向关内蔓延，最终在中原政权不断分合、汉族军事集团不断瓦解的局面下，导致了“五胡入华”的结局。
我们再回到汉宣帝的时代，看班超提出“以夷制夷”策略时。
这一策略在当时无疑还是上策良谋，为后汉带来了莫大利益。
然而得到了实惠的后汉，在西北大定的安乐局面下，权宦和外戚这两路顽疾再起。
尤其是梁商为首的梁氏家族自西北入京后，远离了地方实务，却又以大将军之衔统领一方事务。
导致良策为朝廷带来巨大实利的同时，这般“利”的丰厚养分，也在哺育诸般恶“弊”生根发芽。
当利消弊成时，如董卓这般大树，已非羸弱的汉室能够抗衡，以至于再之后更有无穷的祸患。
就如同一些大企业，在取得了巨大成功后，却只懂得沿用单一的商业模式，而忽略了市场变化，最终被时代所抛弃。
又或一些现代组织中，只知道不停追逐短期KPI的实现，却忽视了长期建设，如同东汉末年的中央系统沉迷于“低成本维稳”的不断胜利，而未能真正投入边疆治理一样。
读史反省自身，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诸般“良策”，带来了若干收益让人很爽之后，我们是否也躺在了惯性的舒适区里，任由恶孽滋生呢？
如今回顾过往的种种失败，造成败局的决策，似乎在一开始也有很多一时之选或者别无他解，但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疏于调整策略和行动，酿成了多少功败垂成。
大历史，小经历，莫不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