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昏暗的电影院里静默地看完了《二十二》。电影和我想象的差别有点大，我原以为这是一部控诉历史、声泪俱下的影片，却没想到它只是在安静地记录一群阿婆当下的生活，她们就像农村里随处可见的平常老太太一样，平凡又细碎。

只是，随着电影的推进，我忽然意识到，即使远隔天南海北，她们细碎的生活里却都有相似的窘迫。这窘迫是透着寒意的，逼着人清晰地意识到她们的身份，也逼着我想起那个与我相关又不相关的故事。

外公离世前卧病数年，妈妈曾无意间跟我提起外公他一生过得都不如意。祖辈的人生距我似乎有些遥远，所以我也并没有在意妈妈说的话。直到外公离世后，妈妈才跟我说她的奶奶、外公的母亲曾被日本人强奸过。

那是我的太奶奶了，一个我继承其血脉却从未意识到她曾鲜明地活过的人。那年，太奶奶怀着孕，日本人来到村里，外公一家举家逃跑的时候，太奶奶因身孕跑不动而被落下了，于是惨遭不幸。太奶奶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她还是回到了家人的身边，生了一个女儿，是外公的妹妹，然后就自杀了。妈妈告诉我，那个女孩后来被家人送走了，多年后外公大学毕业，在合肥寻到了那个女孩，可女孩的养父母拒绝让他们相见。

妈妈跟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平静，我听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情绪上的起伏，只是想起了严肃而执拗的外公，忽然有点理解那个永远不苟言笑的老人。

而对于太奶奶的故事，不知为何，我从未因此感到过悲痛。我好像是从血流成河的历史中看到了真实又具体的一幕，会惊愕会叹息也会难过，却终因这真实遥远又模糊而无法感受到那种切肤的痛苦。于是太奶奶的故事我很少会想起，除了一些特殊的时候，如在观看《二十二》的时候。那一个个阿婆从眼前晃过时，我忽然想起若我的太奶奶曾活下去，她的脸上是不是也这样沟壑纵横？而她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

可几十年前她就自杀了。事实上，每次想起太奶奶的故事，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战争”、“日本兵”、“强奸”这些带有罪恶性的字眼，而是会想她为什么会自杀，为什么已经回到了家中的她依然选择了自杀，又为什么她生下的那个女孩会被送走。

我从未问过妈妈这些问题，我想她也并不清楚具体的细节，只是有些真相显而易见、触手可及。想起了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日本兵扫荡霞村时，一个叫贞贞的姑娘没来得及逃跑而被糟蹋，之后她就成了全村人的谈资和耻笑的对象。可丁玲笔下的贞贞是个内心强大的姑娘，她虽身处日本军营却利用自己的“身份”尽量搜集日本军的材料，回到村子后她不堪忍受村民们表面同情实则侮辱的态度，最后选择了投奔革命。

丁玲触及到了战争中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却终是用小说化的笔法给故事设定了结局。但现实中又能有多少女性有着足够强大的内心，可以突破舆论的牢笼去支撑自己的命运？更残忍的是，在那个年代里，又能有几个女性有机会去选择未来？

电影中，阿婆李爱连一直面带微笑，直到她说起她的男人不嫌弃她，说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时，竟是泪流满面。我忽然感到特别心疼。扭曲的时代与价值观念让她们在承受了别人的罪恶后还深为自己羞耻，在遭遇了那么多可怕的伤害后她们需要的竟只是那一点点善意，而就是这一点点善意足够支撑她们活下去并感念一生。

可就是这一点善意却也少有人能得到。阿婆韦绍兰有个中日混血的儿子，叫罗善学，其父是谁并不知晓。罗善学因自己尴尬的身份而终身未能娶妻，并且一辈子被讥讽为“日本人”，甚至自己的弟弟都要杀他。

在电影中，这只是当事人的几句陈述，而在现实中，这却是他一生的煎熬。而作为母亲的韦绍兰呢，她又如何能不煎熬？在过往的几十年里，曾有多少人、多少事一遍遍地提醒她那些不堪回顾的伤疤？在那很难被善待的过去中，又会有多少痛苦如影随形、如疽附骨？

我又想起了我的太奶奶。其实太奶奶的故事中让我无法释怀的不是日本兵的暴行，而是最终导致她自杀的可能原因，以及外公多年来对自己的妹妹念念于心却不能相见的痛苦。我想起了电影中的阿婆，和她们那看似平凡实则窘迫的生活。而这些痛苦和窘迫真的仅仅是因为日本人吗？

汉娜・阿伦特告诉我们什么是“平庸之恶”。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是悲剧的始作俑者，但未必不是那个推波助澜的人。

我们要求日本道歉，但我们也需要自我的反思。对于悲剧，过去，我们做过什么，如今，我们需要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