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日的鲁西平原，热得像个蒸笼。太阳毒辣辣地悬在头顶，把运河的水烤得发烫，蒸腾起一股腥咸的水汽。
路边的杨树叶子打了卷，蔫蔫地耷拉着。田里的高粱倒是精神，窜得一人多高，绿得发黑，在热风里哗啦啦地响，像一片无边的青纱帐，藏着无限的杀机。
文立正站在运河边一处隐蔽的土坡上，摘下军帽，擦了擦满头的汗。汗水顺着鬓角流下来，滴在眼镜片上，模糊了视线。
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地擦。镜片已经很旧了，有细密的划痕，镜腿也用线绳缠了又缠。
这副眼镜，从北平带到延安，从延安带到鲁南，又带到鲁西，陪他走过了几千里路，经历了无数个日夜。
“文政委，”通讯员小王从后面跑上来，喘着气，脸上又是汗又是土，“师部急电。”
文立正心里一动，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纸是粗糙的土纸，字是用铅笔写的，很潦草，但意思很清楚：调文立正同志即刻赴运河支队报到，任支队政治委员。
运河支队。这个名字，他听说过。活动在津浦铁路两侧，是连接山东、河北、河南的枢纽地带，战略地位重要，但斗争环境极其复杂。
那里是平原，无险可守；铁路线是日军的生命线，戒备森严；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土匪武装盘踞，老百姓被几座大山压着，苦不堪言。
“终于来了。”文立正低声说。其实他早有预感。
这几个月，运河地区的斗争形势日益紧张，日军为了确保铁路畅通，调集重兵，反复扫荡。
运河支队是新组建的部队，基础薄弱，急需有经验的政工干部去加强。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在115师政治部工作过，在鲁南开辟过新区，在杏花峪扎下过根，既有机关工作经验，又有基层实践经验，还和工农干部磨合过，知道怎么和他们打成一片。
可心里，还是沉甸甸的。不舍。对这片战斗了一年多的土地，对这里熟悉的山山水水，对朝夕相处的战友，对那些把他当亲人一样的老百姓。
“什么时候动身？”他问。
“命令是即刻。师部说，已经通知运河支队，让他们派人来接应。”
“知道了。”文立正把调令小心地折好，放进贴胸的口袋，那里面还装着他的党证，几张战友的照片，还有一本磨破了边的笔记本。
他转身，向驻地走去。脚步很稳，但心里翻江倒海。这一年多，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的记忆：
初来时的陌生和茫然，办夜校时的热情和执着，处理婚事时的谨慎和智慧，借粮时的感动和震撼，开辟新区时的艰辛和喜悦，和工农干部磨合时的碰撞和融合，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和深刻思考……每一幕，都像刀刻一样，烙在心上。
回到支队部，消息已经传开了。战友们围上来，七嘴八舌：
“文干事，真要走了？”
“运河支队那地方，可危险了！”
“听说那边是平原，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鬼子在铁路沿线修满了炮楼，五里一个，十里一个，跟铁桶似的。”
文立正听着，脸上挂着笑，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他知道战友们是关心他，运河支队确实是个硬骨头。可越是硬骨头，越要有人去啃。
他是共产党员，是革命军人，组织需要，就是刀山火海也得闯。
“都别说了，”支队长赵大勇拨开人群，走过来。
这个粗豪的汉子，眼圈有点红，声音闷闷的，“文政委……不，老文，命令下来了，咱们得执行。只是……”
他握住文立正的手，握得很紧，“真舍不得你走。这几个月，你教会我太多东西。以前我就知道猛打猛冲，是你让我明白了，打仗不光靠勇敢，还要动脑子，还要靠群众。”
“老赵，”文立正也用力回握，“你也教会我很多。你的勇敢，你的经验，你对战士的爱护，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咱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对，互相学习！”赵大勇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他不好意思地抹了一把，“他娘的，风大，迷眼了。”
众人都笑了，但笑声里带着哽咽。
下午，文立正开始收拾行装。东西不多：两套换洗的军装，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净；几本书，有《论持久战》《共产党宣言》，还有他自己抄录的读书笔记；那副老花镜，用布包好；一管钢笔，是离开延安时老首长送的，笔尖已经磨秃了，但他舍不得扔；还有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杏花峪的乡亲们送的鞋，他一直没舍得穿。
收拾完，他坐在炕沿上，环顾这间住了几个月的屋子。
土墙，土炕，破桌子，唯一像样的是一盏煤油灯，玻璃罩子擦得锃亮。
这里条件简陋，但留下了太多回忆：夜深人静时备课的灯光，和赵大勇争论战术的激烈，听战士们讲心里话的温馨，战斗间隙写日记的宁静……
“文政委，”副支队长王老七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没啥好东西，这是咱们支队的一点心意。”
文立正打开，是二十发子弹，用油纸包着，黄澄澄的，还有两个地瓜面的窝头，一瓶治伤的药粉。
“子弹你带上，路上防身。窝头路上吃。药粉……”王老七顿了顿，“我知道你肩膀的伤还没好利索，按时上药。”
“谢谢。”文立正接过，心里热乎乎的。这个曾经的江湖汉子，现在也学会关心人了。
“谢啥，”王老七摆摆手，在炕沿上坐下，掏出烟袋，闷头抽了两口，“文政委，说句心里话，我以前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觉得你们就会耍嘴皮子。可这几个月，我服了。你不光会说，还会做；不光有学问，还有胆量。运河支队那地方，乱，险，你去，要多加小心。”
“我会的。”
“还有，”王老七压低声音，“我有个拜把子兄弟，在运河支队当副中队长，叫刘大山。人仗义，但脾气倔。你去了，要是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就说是我王老七的兄弟，他会帮你。”
“好，我记下了。”
王老七站起来，拍拍文立正的肩：“保重。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再一起喝酒！”
“一定！”
送走王老七，文立正又去了几个地方。去卫生所，看看受伤的战士，叮嘱他们好好养伤；去炊事班，谢谢老班长这几个月变着法儿给他弄吃的；去村口的民兵岗哨，和站岗的小伙子们说几句话。
最后，他去了村东头的刘大娘家。刘大娘的儿子在运河支队，上次反扫荡牺牲了。文立正经常来看她，帮她挑水，劈柴，大娘把他当亲儿子待。
“大娘，我要走了。”文立正说。
刘大娘正在纳鞋底，闻言手一抖，针扎破了手指，渗出血珠。她顾不上疼，抓住文立正的手：“走？去哪儿？”
“运河支队。”
刘大娘愣了愣，眼泪“唰”地流下来：“运河支队……我儿子……我儿子就在那儿没的……”她哭得说不下去。
文立正的眼眶也湿了。他握着大娘的手，那手粗糙，满是老茧，但温暖：“大娘，您儿子是英雄，是为国牺牲的。我去了运河支队，一定多杀鬼子，给他报仇。”
“好孩子，”大娘抹着泪，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块银元，磨得发亮，“这个，你带上。是我留着给儿子娶媳妇的……现在用不着了。你带上，路上买碗水喝。”
“大娘，这我不能要……”
“拿着！”大娘硬塞进他手里，“你不拿，大娘心里难受。我就一个要求：到了那儿，替我看看我儿子牺牲的地方，给他……给他烧张纸，告诉他，娘不怪他，娘以他为荣。”
“我答应您。”文立正郑重地收下银元，觉得那银元沉甸甸的，像一颗母亲的心。
晚上，支队开了欢送会。没有酒，没有肉，只有白开水和炒黄豆。但气氛热烈。战士们轮流发言，说和文政委相处的点点滴滴。有的说，是文政委教会他识字，现在能给家里写信了；有的说，是文政委在战场上救了他的命；有的说，是文政委的话，让他明白了为啥打仗，为啥革命。
文立正听着，眼睛一次次湿润。他站起来，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发哽，千言万语堵在胸口，一句也说不出来。最后，他只说了一句：“同志们，我文立正，永远是115师的人，永远是你们的战友。无论走到哪里，我的心都和你们在一起。咱们在不同的战场上，为同一个目标战斗。胜利那天，咱们再相逢！”
掌声雷动。在掌声中，文立正深深鞠了一躬。
第二天，天还没亮，文立正就起来了。他不想惊动太多人，想悄悄走。可推开门，愣住了——院子里，站满了人。战士们，乡亲们，默默地站着，在晨曦的微光中，像一片沉默的树林。
赵大勇走上前，把一个包袱递给他：“这是同志们凑的干粮，路上吃。”
王老七递上一个水壶：“装满了凉开水。”
小王捧着一双新鞋：“文政委，这是我娘连夜赶做的，您换上。”
文立正一一接过，手在抖。他换上鞋，不大不小，正合适。背上包袱，挎上水壶，最后看了一眼这片熟悉的土地，这些熟悉的人。
“出发！”他下令，声音有些嘶哑。
接应的人已经到了，是运河支队派来的两个战士，一个叫大刘，一个叫小张，都是精干的小伙子。他们向文立正敬礼：“文政委，我们奉命接您归队。”
“好，走吧。”
他转身，迈开步子。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走不动了。身后，传来赵大勇嘶哑的喊声：“全体都有——敬礼！”
“刷”的一声，是枪械撞击的声音，是军礼。
文立正的眼泪终于掉下来，滴在尘土里，瞬间就被吸干了。他挺直腰杆，大步向前走去。前方，是蜿蜒的土路，是茫茫的原野，是未知的战场。
走了很远，他才敢回头。115师的驻地已经看不到了，只有连绵的群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太阳升起来了，金光万道，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雄伟，壮丽。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鲁南。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这片我战斗过、热爱过的土地。我会把在这里学到的一切，带到新的战场上去。我会用生命，去实践革命的理想，去完成未竟的事业。
路还长。运河支队在三百里外，要穿过鬼子的封锁线，要绕过顽军的防区，要走五天五夜。这五天五夜，是生与死的考验，是意志的磨炼。
第一天，平安无事。白天隐蔽，夜间行军。文立正走得很稳，虽然肩膀的伤还在疼，但他咬牙忍着。大刘和小张很照顾他，抢着帮他背东西，可他坚持自己背。
“文政委，您的伤……”小张担心地说。
“没事，走你的路。”文立正说。他知道，作为政委，他要给战士做榜样。再苦再累，不能示弱。
第二天，遇上了麻烦。过一条公路时，被鬼子的巡逻队发现了。双方交火，打了十几分钟。文立正指挥大刘和小张掩护，自己开枪射击。他的枪法一般，但心理素质好，一枪撂倒了一个鬼子。趁着鬼子混乱，三人冲过公路，钻进青纱帐。
“好险，”小张喘着气，“文政委，您枪法不错啊。”
“瞎蒙的，”文立正笑笑，心里却想，这是赵大勇教的，在战场上，冷静比枪法更重要。
第三天，更险。在一个村子里借水喝，被伪军保长盯上了。那保长表面客气，背地里却派人去报告鬼子。幸好被一个老大娘看见，偷偷告诉了文立正。三人立刻转移，刚出村，鬼子的摩托车队就到了。
“快，进坟地！”文立正指着村外一片乱坟岗。
坟地里荒草没膝，坟头林立，是最好的掩护。三人趴在坟堆后，看着鬼子的摩托车在村口转了几圈，没找到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好悬，”大刘抹了把冷汗，“要不是那大娘，咱们就交代了。”
“所以，群众是咱们的眼睛，是咱们的耳朵，”文立正说，“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第四天，进入运河地区。地形变了，从山区变成了平原。一望无际的田野，偶尔有几片树林，几处村庄。铁路线远远地横在天边，像一条黑色的巨蟒。炮楼一个接一个，冒着黑烟，那是鬼子在烧火做饭。
“看，那就是运河支队活动的区域，”大刘指着远处，“津浦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南北两百多里，都是咱们的地盘。可也是鬼子的眼皮子底下。”
文立正仔细观察。这里确实险恶：无险可守，交通便利，鬼子机动性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斗争，不容易。
“咱们支队现在有多少人？”他问。
“三百多，四个连，但枪不多，一半人还拿着大刀长矛。”
“群众基础怎么样？”
“还行，”小张接过话，“老百姓苦，恨鬼子，也恨国民党。可也怕，怕咱们站不稳脚，一走，鬼子报复。所以，对咱们是又欢迎，又担心。”
文立正点点头。这是新区常有的心态，可以理解，也可以改变。关键是要让群众看到希望，看到力量。
第五天，傍晚，终于到了。运河支队的驻地在一个叫芦苇荡的村庄，名副其实，村子周围全是芦苇，一人多高，风吹过，哗啦啦响，像千军万马。
支队领导已经在村口等着了。支队长姓孙，三十多岁，黑瘦，精明，眼睛很亮。他握着文立正的手，很用力：“文政委，可把你盼来了！咱们支队，缺的就是你这样的政工干部！”
“孙队长，以后咱们一起工作，互相学习。”文立正说。
副支队长姓李，是原地方游击队的队长，江湖气重，但眼神坦诚。参谋长姓王，是八路军老战士，话不多，但很沉稳。
晚上，支队开了欢迎会。在打谷场上，点了几堆篝火。战士们围坐着，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新来的政委——戴眼镜，文质彬彬，像个教书先生。
孙队长介绍了文立正的经历：大学生，在115师工作过，开辟过新区，有文化，有经验。战士们听着，有的点头，有的怀疑。
轮到文立正讲话了。他站起来，走到篝火旁。火光映着他的脸，眼镜片后的眼睛，平静，温和，但有一种力量。
“同志们，”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晰，“我叫文立正，是党派到运河支队来，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来之前，我听说运河支队是支英雄的部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坚持斗争，不容易。我敬佩你们。”
顿了顿，他继续说：“我也听说，这里斗争复杂，鬼子凶，顽军坏，老百姓苦。但我想说，越是这样，越需要咱们。因为咱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咱们来了，就是要改变这一切！”
“怎么改变？”有战士在下面问。
“靠咱们自己，更靠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文立正说，“咱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让他们和咱们一起，把鬼子赶出去，把汉奸消灭掉，把那些欺压百姓的坏蛋统统打倒！让运河两岸，成为抗日的铜墙铁壁，成为鬼子的葬身之地！”
话说得朴实，但有力。战士们听着，眼睛渐渐亮了。这个政委，不像是耍嘴皮子的，像是来真干事的。
“我会和大家同甘共苦，”文立正最后说，“一起训练，一起打仗，一起做群众工作。咱们运河支队，要成为一支既能打仗，又能做工作的铁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战士们齐声回答，声音在夜空中回荡。
欢迎会结束，文立正回到住处。是一间农舍的偏房，土炕，破桌，和他以前住的地方差不多。他铺开行李，点上油灯，掏出笔记本。
翻开新的一页，他提起笔，想了想，写下：
“1940年8月20日，于运河支队驻地芦苇荡。今日抵达新的工作岗位。此地环境复杂，斗争艰巨，然信心满怀。运河支队将士，多朴实勇敢，是革命好材料。我当以在115师、在鲁南所学，尽所能，助其成长，壮其力量。
“临行前师长嘱托，言犹在耳：‘运河地区，战略要冲，敌我必争。你去，要站稳脚跟，扎下根来，把部队带成铁军，把群众发动起来。’此言重如山，我当铭记。
“肩伤已愈，心志更坚。前路漫漫，险阻重重，然革命者，当以百折不挠之精神，克万难，创奇迹。我文立正，愿以生命为笔，以热血为墨，在运河两岸，书写新的篇章。
“夜深，万籁俱寂。远处有犬吠，有蛙鸣，有运河的水声，哗哗不绝。这是新的战场，新的开始。我准备好了。”
写罢，他吹灭油灯。月光从窗纸的破洞漏进来，在地上洒下一片清辉。远处，确实有运河的水声，哗哗的，像在诉说千年的故事，又像在迎接新的黎明。
他躺下，闭上眼睛。脑子里闪过一张张脸：赵大勇的豪爽，王老七的义气，刘大娘的慈祥，杏花峪乡亲们的热情，还有眼前这些新战友的好奇和期待。这些脸，汇聚成一股力量，注入他的心里，让他踏实，让他坚定。
他知道，明天开始，是新的战斗，新的考验。但此刻，他心里是平静的，是充满希望的。就像这运河水，无论经历多少曲折，终将奔流向东，汇入大海。而革命，无论经历多少艰难，终将走向胜利。
窗外，传来哨兵换岗的口令声。清晰，有力，在这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夜，深了。但新的征程，已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