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妇女节，本该是属于全世界所有女性的欢乐节日。但我那陷入中昏迷的师母，却无法感受这份欢乐。陪护的护士姐姐对我说，目前她只有最基本的生命本能。我说的话，她听不见。
师母是2月28号发的病。听老师说，那天下午六点钟，她还和亲戚们谈笑有加。六点过七分，她突然晕厥，吓坏了在场的亲人们。幸好亲戚家有车，火急火燎地送到市医院，医生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把她从死亡边缘拉回人间。
3月7号上午，我们班集体庆祝女生节。男生们给女生买了一个大大的蛋糕，我是发起人。当蛋糕放在讲台上，我说完女生节祝福，大家脸上笑容如风。我想我那时是满足的，幸福感洋溢在心间。
两个女生负责切蛋糕，我负责把蛋糕送到每一位同学手上。当分完了最后一块蛋糕，我的任务就算基本结束。我终于坐到自己的位置，拿起叉子，吃着覆了片玫瑰花瓣的蛋糕，我感觉这一天格外美丽，女生节不但属于所有女生，也属于我们。
朋友圈的消息把我从飘飘然的状态中拉回现实，拖拽着我的呼吸，像是被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底。2月28号师母发病，到三月七号，整整一周，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如果不是看到朋友圈的轻松筹，我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作为普通工薪阶层的老师，作为两个在读中学生的父亲，但凡有一点办法，老师绝对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散他的痛苦。我明白老师的性格，我知晓老师的品格。很难有一个人，会让我第一次见面就会有这种感觉：他会是我一生的挚友。在老师身上，我感受到了。他之于我，亦友、亦师、亦父。
长沙到娄底，高铁40分钟的车程，前所未有地遥远。早上7：00赶到高铁南站，九点半才到中心医院。电梯口人山人海，我便走安全通道到神经内科的楼层。推开门就看到老师。人没瘦，意志也未低迷，只是眼眶有些黑。和我说话，完全没有悲伤的情绪，唯有战士般的意志，人定胜天的勇力！见老师如此，我的心放下了一半……
师母在神经内科nicu，一天中只有下午4：30——5：00这半个小时才允许探视。我在过道上，只能看到严肃的门和沉重的帘布。坐在家属休息区，我会想象师母的一些情况，包括外形，意识，心脏的跳动，呼吸的频率等。我想象的情况时而糟些，时而好些。虽然主观臆想无须负任何责任，但悲伤和喜悦的情绪还是交织着，制造了无处安放的沉重。
下午4：37，我戴好头罩、口罩，穿上鞋套，用消毒液洗了手。在要进nicu之前，我开始莫名地紧张，这种紧张感不可遏止地吞没我。我开始胡思乱想——我应该说些什么?我说的话她能听到吗?师母，还能恢复正常吗？……
轻轻地敲两下门，对护士说明“31床”。她便给我穿上白大褂，领我到师母跟前。这时的师母，脸色蜡黄，眼睛半睁着，头发无规则压在脑后，发根处一片白色。她的呼吸声十分沉重，身上插着大大小小的管子，鼻子被输氧管占据，颈部插着管子，下颚处也被管道缚住。在这些流动着药水和氧气的通道的束缚下，我师母的眼睛好像要突出来似的，画面异样而令人心碎！
我半蹲下来，对她说了三分钟的话，虽然她听不见。在里面我呆了十分钟，剩下的时间我用在观察和询问上。当然，这是没有结果的，脑干出血要两到三周才能脱离危险期，也就是说，现在师母还没有脱离危险。至于结果，就要看天意了……
所幸地是，老师没有因此陷入低沉，他尽最大的努力守护着他的妻子，守护着他的两个孩子。我知道，对于老师，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五十而知天命，行至生命中场的老师，经历过青年丧子的痛苦，又经历了两年内父母、岳父岳母的全部离世。对于生命，他显然有着更深的体悟。这种心境，远不是我这个年纪能够看透的。而拥有这种心态的老师，对于危难，总能保持一颗勇者之心。
古语有云：生死之间，有大恐怖。于其亲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家庭，本就意味着互相支撑，互相依存。对于生命本身来说，向死而生，本是其本质状态。但对于人类连接体而言（如家庭、家族），个体生命，却是无法割舍的嘶鸣！而这种最普通、最真挚的情感，才是人类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