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曾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先秦诸子以及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等都或多或少受到《道德经》的影响，而且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科学、宗教等各方面。

第18章 大仁大义

【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译文】

大道被抛弃了，才彰显出仁义。智巧出现了，才会产生虚伪狡诈。父子、兄弟、夫妻不和的时候，才会显出孝慈；国家昏乱的时候，才会出现忠臣。

【导读】

在老子看来，人人所向往的仁义的出现，恰恰是因为大道荒废了;那些巧诈、奸伪的出现，恰恰是因为人们恃以提防、辨别他们的智慧。同样，孝慈、忠臣的出现无不如此。乍看老子的说法很难理解，但仔细思索却发现，道理尽在其中。

【解析】

在本章中，老子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辩证思想，“大道”盛行之时，像“仁义”这些东西自然地存在于人们的行为当中，人们不缺乏仁义，所以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倡导的必要。只有当社会秩序大乱、大道缺失、仁义泯灭的时候，人们才会由于缺乏这些东西而大加倡导。

从古至今，仁义、智慧、孝慈等都是为人们所推崇的。而孔子的最高理想是“仁义”，“仁”已经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和价值取向。然而，老子却创造性地指出，人世间的大道被人为地废弃了，人们才会制定礼仪，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区别贵贱，结果原本没有的虚伪和奸诈也随之而来。

老子是一个善于洞察世事的高人，他总能从事物的表象看出问题的实质，从结果看出原因，这个本质和原因往往就隐藏在表象和结果的反面。

老子为什么总能从事物的表象和结果的反面找到答案呢？原因就在于我们人类是最复杂的情感动物，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能够进行思考，在处理问题时，更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行为准则。人类虽然由大道生成，而且在大道中发展壮大，但随着智慧的开启，愈发变得狂妄自大、唯我独尊起来。人类忘记了自己的由来，不再遵循自然大道，这种对大道的漠视态度，使得人类离大道越来越远。

偏离大道越来越远，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类自取灭亡，为了避免这种惨剧的发生，人类就人为地制定了一些行为规范来加以约束，于是一些政令条文、奖惩制度、政策法规也随之出现。这些政策法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压力，但它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废止大道的结果必然是有所作为，一旦有了作为也就有了好和坏的区分，对于好的、正确的我们要加以褒扬、赞颂；而对于坏的、错误的我们则要大加鞭挞、惩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

针对这种情况，老子提出了仁义的概念。何谓仁义？仁，从古人的组字结构上来考察，“二人”为“仁”。为什么需要两个人呢？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的标准，有参照物才能进行区别对待。假如人与人之间不用交往，那么我们人类也就不能称为“人”了。孔子曾这样定义“仁_”，他说：“仁者爱人。”如果连自己的同类都不爱，还配称人吗？这种行为还配叫仁吗？义，正义、道义、义气。

“仁”和“义”合起来就是“仁义”，仁义在本章中是指那些合情合理、合乎道义并热爱同类的行为。仁义能带来和睦安定，不仁义必将招致祸患。人们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纷纷行仁义，这是人们有智慧的表现。

那么为什么要提倡仁义？就是因为存在不仁不义，大道作为社会自然的公平准则被抛弃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这是因为人是有欲望的动物，由于欲望的驱动，人们难免会利用各种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有些人为了职位的攀升，对上级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有些人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不惜蒙骗别人，颠倒黑白；也有些人成天摆出一副忠实的面孔，其实心里早已打好了坑害别人的小算盘，他们使用种种伎俩，只为一己私利。他们心中没有半点仁义，却要装出十分仁义的样子，其虚伪本质掩藏在华丽的外表和花言巧语里，他们越是装得仁义，就越能得到大的好处。

这种处处蒙骗别人的行为就叫大虚伪，为什么会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行为？就是因为人们运用机巧智慧的缘故。“伪”字该如何解释呢？“人为”即伪。人为就是人有意去做而不是顺应自然的行为，是违背了大道的行为，所以我们称人为的东西都是虚伪的，都不是朴素自然的；人在有作为的时候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掺杂进自己的智慧，所以就有了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等行为，虽然这些行为是在暗中进行的，掩盖在虚伪的外衣之下，但还是能被人感知，甚至被人揭露和批判。

为什么要提倡子孝父慈、夫妻和睦？就是因为六亲（父子、兄弟、夫妻）不和睦了。为什么会有忠臣出现？就是因为奸臣当道，国家太昏乱了。

只有六亲不和睦了，才会提倡孝和慈，为什么这么说呢？六亲不和睦是人有智慧的结果，有智慧就会有私欲，私欲得不到满足时必然会发生矛盾和争斗，这种争斗由小及大会危及国家的安宁，于是不得不制定一些行为准则：做儿女的应该孝顺自己的父母；做父母的应该疼爱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孝和慈。可当人们的心中没有这些概念的时候，就无所谓孝和慈，大家其乐融融，无老无少，无长无幼，一派祥和的景象。而一旦头脑中有了这样的标准，人们就要时时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孝和慈的标准，别人以他们的标准来看我们的行为，只要我们稍有不慎，就会被别人横加指责，其乐融融的祥和景象就会遭到破坏。“国家昏乱，有忠臣o"这句话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国家混乱了，才有忠臣，而应当理解为，在国家安定的情况下，人民富足、自由，有忠臣又有何用武之地呢？这就如同高明的统治者不被人所知道一样，仲裁者和平安定的时期是不会显山露水的，只有在国家出现混乱的危机关头他才会挺身而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从表面上看，老子批判仁义、孝慈，是对儒家仁义忠孝的抗争，但实际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并不矛盾，他们的目的都是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只是孔子强调要建立社会的道德体系，要人们遵循公平、公正的行为准则，是从正面说的；而老子则主张直接回到人类的本始状态，是从反面说的。

王弼《道德经注》

失无为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进物也。行术用明，以察奸伪，趣睹形见，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则大伪生也。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所谓美恶同门。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也。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鱼相忘于江湖之道，则相濡之德生也。

失去无为的状态，而提倡智慧、善良，设立智慧和善良的标准，是道向具体的、物质的方向偏移了。使用巧妙的方法和品德清明、头脑明智的人来察明与惩治奸诈虚伪，领袖的意图和动向都表现出来了，百姓就知道如何应对、规避了。所以智慧的人与事出现了，虚假的人与事也就出现了。非常美好的概念却从大恶而来，就是所谓的美好和丑恶根源相同。六亲是指父子、兄弟、夫妇。如果六亲都和睦了，国家安定了，那么孝顺、慈爱和忠诚的人就不会通过与不孝、不慈、不忠的人的对比显现出来了。因为鱼通常是在广阔的江湖中彼此遗忘，这才显出了小水坑里相濡以沫的德。

苏辙《老子解》

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道之足以统御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六亲方和，孰非孝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尧非不孝也，而独称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呴以沫，相濡以湿，不如相忘于江湖。

当大道普及、繁盛的时候，万物都遵循仁义的原则发展，而百姓却没有感觉。大道被人们丢弃了，天下偏离大道的时候，因为道的影响减弱了，所以仁义就显现了。世人不知道大道足以治理万物，所以又加上智慧，于是百姓开始以虚假作回报。六亲和睦，那大家不都是孝顺慈爱的吗？国家安定繁荣，那谁不是为国尽力的忠臣呢？尧不是不孝顺，而后人只称道舜的孝，是因为尧没有瞽瞍那样的父亲；伊尹、周公不是不忠诚，而现在的人只称道龙逢、比干，是因为伊尹、周公那时候没有桀纣那样的暴君。干枯的水域里的鱼，吐沫相互润湿，不如在大江大湖中相互遗忘。

【经典解析】

本章表现了老子在仁义道德领域的辩证法思想。仁义、智慧、孝慈、忠诚本是世人最看重的美德，但老子却认为它们和大伪、巧诈、不和、昏乱是一气相连的。王弼说:“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所谓美恶同了]。”仁义的出现恰恰是因为大道的毁弃，没有荒废的大道就不能显示出仁义，孔孟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礼崩乐乱的乱世，能在乱世中呼吁自己的德治主张而被世人尊仰。智慧也是如此，人人都没有心机，大家都按规律行事，怎么会有伪诈出现呢?一家和睦团结，父慈子爱，兄弟相亲，夫妇和谐，如何能突出谁孝顺、谁不孝顺呢?天下和平无事，上有道，下有守，哪里会需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忠臣呢?

舜帝是孝的典范，然而他的孝却恰恰是他父亲昏聩、兄弟奸诈而凸显出来的。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捆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可见他的父亲、继母、兄弟不是一般的不仁慈，这样的环境之中才有了舜的孝名。提到忠臣，人们就会想到岳飞、史可法、文天祥、方孝孺等，可是他们之所以有忠臣之名，就是因为遇到了乱世，天下大变，而他们所得到忠名的代价也都是悲惨的。在那些盛世之中，很少有人被称为忠臣，因为这时的天下用不着忠臣来为它牺牲，用不着用生命来表现自己的崇高道德。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看人看物的时候，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一个人的好坏忠奸、一件事的利弊对错都应采取辩证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这样才不会过于偏颇。

【哲理引申】

汉成帝后期沉湎于酒色之中，大权逐渐被外戚王氏家族所掌握。太后王政君的七个兄弟都被封为侯，尤其是王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总理朝政。王莽就是主凤二弟王曼的次子。但因为父亲和哥哥早亡，所以他并未封候，和寡母过着十分清寒的生活。但也正是这种早早挑起家中大梁的经历和清贫的生活让王莽和其他纨绔的王氏后人截然不同。他在家里孝敬寡居的母亲，照顾兄长的遗婿，耐心教育侄子:在外面结交一些有才华的朋友，拜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为师学习《论语》，孜孜不倦地攻读经书，待人按物恭敬有礼，侍奉执掌大权的伯父、叔父们更是小心翼翼。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从不跟堂兄弟们去寻欢作乐，保持洁身自好、谦恭谨俭、温文尔雅，颇有儒者的风范，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

大伯王凤病倒时，王莽在床前尽心竭力地侍奉伯父，几个月如一日，衣不解带。最后累得蓬头垢面，疲惫不堪。这让王风大受感动，临死时拜托皇大后王政君和外甥汉成帝，让他们关照这个长期被自己忽视的侄子。他的另一个权权、大司马王商也感到这个侄子不同凡响，向成帝上书愿将自己的封地分一部分给王莽。朝廷大臣对王莽的名声、人品早有耳闻，纷纷向皇帝称赞王莽。王莽立刻声名鹊起，引起了成帝的极大关注。

永始元年(前16年)，汉成帝下语封王葬为新都候，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待中。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请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也都称赞歌颂王莽。

公元前8年，三十八岁的王莽出任大司马，他执政后，克已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上，生活反倒更加俭约。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汉哀帝继位后，重用自己的祖母傅大后与丁皇后的外戚，王莽卸职隐居于封国，遂闭门不出，安分谨慎，其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养严厉地责罚他，且逼王获自杀，得到世人“大义灭亲”的好评。哀帝死后，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王莽立刻被王太后召回，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

此时，王莽的野心也开始暴露。他培植自己的党羽。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

王莽为了继续博取仁义之名，不断建言加大对官员百姓的赏赐，使鳏募孤独都得到好处，他建言太后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病死。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荞立孺子婴(即刘婴)为皇太子，自己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不久又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新”，成为后世篡位夺权奸臣的典型。

王莽亲近大儒，满口仁义，在未篡位之前被天下人称为周公一样的“圣人”，然而在他死后，却成了奸臣的代表。白居易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一语道尽了后人对他的感慨。的确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世间万物之真伪，又复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