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后有一篇作品赏析，说什么“他没有哭死去的母亲，但心里是爱她的，并曾努力去理解她”，不知道他想说什么。社会传统的荒谬，是人人都批判得的，而一些更深层次的基本价值观的荒谬，则万万不能说出来，比如说，所谓“爱”的荒谬，比如说，“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有一丝让所爱的人死去的念头”。因此，这篇赏析，意思是对了，却只扒了一层皮，没切开骨肉，也就看不到五脏六腑，看不到真心，又或者说，写这篇赏析的人其实是明白的，说了这么多“荒谬”的人，怎么可能不明白呢？只是不敢说。
我们历来不缺批判的人，有时甚至很有些声势，比如说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对于“孝”的批判，比如说我们从新文化运动之后就没停息过的对“重男轻女”对批判，然而并不能真正有什么用，并不能把一些人解脱于许多强加的、不堪忍受的重负之中。我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构建起一道现代的法律，然而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甚至于光天化日之下，传统的丑陋，习俗的狰狞，依然日日重演。
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批判从未深入，从未真诚，因为批判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也要被外界所裹挟；也可能是批判的人屁股决定脑袋，换了一个位置坐，目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是这荒谬的一部分。
荒谬的意思，其实是不“真”。我们当然知道，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需要一套衣服，穿起来，斯斯文文的样子，然而真正的感觉，真正的想法，这个人的本身，也要有它的空间。把真心剖开来，放到阳光之下，不论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都应该得到尊重，或者至少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其存在的自由。否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这本书不时让我想起《月亮与六便士》，一个是从正的方向说，一个是从反的方向说。从正的方向说，我们看到一种人生的可能性，个体追求的可能性，从反的方向说，我们看到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普罗大众荒谬的可能性。对于所有的可能，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对于那些看不到各种可能，不得不屈从于许多荒谬而备受煎熬或者已经习惯性适应、甚至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只能抱以同情，只能反问自己不是压迫势力的一部分，只能期望他们终于能得到解脱，并且不把这种压迫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