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她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答，“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我是羡慕杨绛的，羡慕她的才华，羡慕她的智慧，更羡慕她的爱情与平淡的一生。杨绛生于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而在此期间，她一个人度过了漫长的18年。
在钱钟书病重的时候，杨绛说：“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那段日子里，杨绛尽可能的陪伴着钱钟书。晚年期间，杨绛经常奔赴与客栈，驿站与医院之间，一边要照顾生病的钱媛，一边要照顾年老的钟书。如此来来往往，似乎已经消耗掉了杨绛一大半的精力。所以她告诉自己：“不能倒。”杨绛在《我们仨》第二部分是这样描写钱媛和钟书病重的情形的：“他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我站在乱山顶上，前面是烟雾蒙蒙的一片云海。隔岸的山，比我这边还要高。被两山锁住的一道河流，从两山之间泻出，像瀑布，发出哗哗水声。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1998年钱钟书因病在北京逝世。杨绛送走了女儿，送走了挚爱的丈夫。他曾感叹，“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在聚聚。”此后的十几年里，杨绛一直在为钱钟书整理他遗留下来的书稿，替他们停留在人间，打扫现场。2014年，杨绛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她说：我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最可贵之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钟书。
浅尝
以前看《我们仨》，一个小感触就是他们一家太温馨了。三人可以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看书，写文章日复一日。杨绛和钱钟书嫌弃在饭店的用餐时间太长，宁愿躲在房间里吃自己做的黑暗料理，也懒得出门。那个时候的他们也总是不亦乐乎。对于书本以外的世界，他们似乎都毫不关心，一家三口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就像生活在一座温暖的孤岛。当媒体或者报社记者需要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一拒绝。我很喜欢杨绛翻译的一句话：“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而他们是真正的做到与世无争，做到超越世俗。
廖一梅说：“我们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谁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理解。”杨绛与钱钟书的相遇过程就像一部偶像剧，他们有着最为文艺的一见钟情。1932年春天，考入清华大学的杨绛与钱钟书相识，初次见面，钱钟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听后，脸颊微红紧张地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他们的爱情也由此开始。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在牛津，杨绛与钱钟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许多年后，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过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过要取别的女人。”她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答，“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那个时代的爱情是如此的简单，鲁迅与许广平从师生友情发展到完全的了解和爱慕。他们不愿接受包办婚姻的束缚。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爱情，是时代的磨合，从侧面印证了他们婚姻的进步性。因为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是对封建社会式的婚姻的彻底否定。张爱玲初识胡兰成时还是位小家碧玉，气质高贵的上海大小姐，胡兰成曾称她为民国时期的“临水照花人”。他们相识相知相爱。哪怕胡兰成最后移情别恋，张爱玲仍没有放弃对他的那份情爱。哪怕是世人反对，张爱玲对爱情的做法让我敬佩。
而关于杨绛与钱钟书这对旷世佳缘，细水长流，经得住时间的敲打，守得住生活的变幻。《我们仨》这本书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关于她的幸福和难以言表的亲情与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和相濡以沫如亲情般的爱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杨绛先生用文字回忆一家三口的点点滴滴，是对爱的诠释更是对这份幸福记忆的封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