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亲王，是高中“盗墓热”的兴起，自己去新华书店跟进潮流却始终读不进去，反而被书架最下面的《古董局中局》吸引了注意，专心致志的读了一个下午。
第一次接触周大，是之前写过的接触推理的过程里，在杂志上看到了《邪恶催眠师》的连载，从此每月一定会去报刊亭订阅杂志，也算是正版追更的第一部作品了（笑）。
后来因为书店去的少了，读电子刊物时又以网络文学和短篇为主，倒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读两位作家的作品。上个月看到了《长安十二时辰》剧版的宣传片，花了一个周末加一个通宵读完了上下本，也一直在思考这本书的书评应该怎么写。直到上周把周大的《死亡通知单》翻出来读完，才有了一些还算不错的想法。
（当然这两本书一本是紧张刺激的警匪戏，一本事实上有一点正义&复仇的意味，我倒是挑了一个比较细微但也确实是我感兴趣的点切入进去了）
法外审判的题材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俗套的题材了，警匪剧情中一个外调来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主角一定有一段惨痛的过去，昔日并肩作战的好友失踪/死亡后黑化成最终boss，在最后嘴炮环节大声喊出“法律制裁不了的罪恶让我来解决”，算是典型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套路了。当然也有一些正义之士追求苛刻的道德标准去惩治一些犯了恶的人，类似经典的《电锯惊魂》，还有很久之前提到过的《狙击电话亭》，大体都是可以归到审判这一个类型里去的。
这一个题材如何出彩，就成了大家各显神通的时候了。《电锯惊魂》用血腥暴力等等去刺激观众的感官，《狙击电话亭》将情景框在小小的电话亭里，都是影视化的优势处理。而对于小说书来说，更重要的无非也就离不开背景、人物、故事了。所以亲王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了盛唐的长安，恢弘的宫城、一百零八坊，无一不彰显着繁华；周大则是写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十八年前十年前现在，表面上毫无关联的一个个案子被串成主线，也更加丰满了人物的塑造。当然也有各式的瑕疵，像《长安》里对于时间的紧张感没有那么深刻，《死亡通知单》里支线的处理太过于为主线服务，但终究是瑕不掩瑜的。
张小敬，“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姚汝能在评价他时说过他的气质很矛盾，他有时果断到狠辣，甚至在杀暗桩小乙，但又有为百姓卖命的大义。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并不是一个守规矩的人，但他是一个能守底线的人。罗飞，丁科在评价他时说“性格内敛，有着冷静和坚韧的品质，发展会比较平稳，一步步走的非常扎实”。他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且有足够的能力和韧劲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其实最有意思的是两位“反派”的名字。萧规，死守龙旗的萧规，在解甲归田后却四处流亡，见识了守捉城里无数悲惨的遭遇，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规矩来完成第八团忠于大唐的誓言——我是蚍蜉，是苦口的良药——他要将繁华下的败絮赤裸裸的展示在世间。袁志邦，他讨厌各种规则和束缚，“充满张力、无法收缩”。他怀揣着安邦之志成为一名警察，但见证了法律制裁不了的罪恶，于是他“掉过头，跑向完全相反的方向”，选择用Eumenides的名义，哪怕违背法律的原则也要去对他进行惩罚。
你很难去评论他们二人做法的正确与否，因为在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里灌输的观念就是“做坏事是要接受惩罚的”，但在故事里却有太多角落里的黑暗躲藏在光明之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更热爱这个世界的，因此他们不允许在世界里出现一点点的瑕疵。然而，制度作为这个社会的根本，也必然是有其稳定和长久的特性在的。像罗飞说的，“警察是制度的保护者”。保护的意思，应该是坚守。张小敬会选择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罗飞也会用诱饵来引出小e，而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制止恶，制止“用更大的恶去惩处恶”。这个叫法律，叫大义，也叫底线。
就像姚汝能在漆黑的望楼上点亮的灯那样，不退——不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