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弟当为尧舜！”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一向身体不好的大明第一手艺人，明朝“鲁班”，专业木匠，业余皇帝朱由校，意外落水之后，惊病交加，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紧紧执着年轻弟弟的手，把皇位与寄望都交托到了自己年仅十七的小弟弟，信王朱由检。
新皇登基，年号崇祯，年轻的大明天子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手腕和气魄。登位之初用雷厉风行的手段扫除了魏忠贤为首一伙的阉党集团，刷清朝堂，任用名将袁崇焕督师辽东，稳定关外战局，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形势发展。紧接着，这位有理想有抱负一心想要中兴皇朝的大明天子，在宵衣旰食、废寝忘餐的孜孜求治中，一步步走上了国破家亡的不归之路。
所谓“亡国之君”，从来给人印象都是或昏庸（如周幽王、秦二世、陈后主）、或残暴（如纣王，孙皓，杨广，完颜亮）、或无能（如徽钦二帝）、或懦弱（如汉献帝，唐哀帝），这些标签在崇祯皇帝身上基本都看不到，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人眼里，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君主。
如明末张岱评价崇祯“嗟我先帝（崇祯），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再如清初进士傅维鳞评价：“帝（崇祯）恭俭聪明，凡礼乐刑政，皆其自出。至于防边固圉，无不竭尽心力。”
明遗民屈大均评价：“先帝（崇祯）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风雨迷神驭，山河尽国殇。御袍留血诏，哀痛几时忘！”
对手李自成也认为：“君（崇祯）非甚暗。”
清朝修的《明史》对其评价也颇高：“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
宵衣旰食、恭俭辛勤、不迩声色、忧勤惕励.....一个几乎符合了儒家传统里可以说所有美德的一个君主，最终以“亡国之君”的标签打入史册，这是一个很唏嘘的结果，连崇祯皇帝自己也悲愤交加的感叹命运的不公，在把头伸向自己打好的绳结那一刻还发出了“朕非亡国之君！”的哀嚎。
没错，一个雄心壮志，朝乾夕惕，在位十七年“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一心中兴皇朝的君主，最后落得披发铣足，吊死老槐树上，身死国灭，怎能不有点心有不甘，这样敬业的皇帝，哪怕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不至于加快。
其实，当历史镜头回到崇祯登位之初，开局也不算太糟糕，关内流民还没壮大到大规模有组织的农民起义，关外后金虽然风头正盛，也还没发展到具备能与明皇朝争夺天下的实力。
当时朝廷人材栋梁也不少，如，袁崇焕、洪承畴、杨嗣昌、孙传庭、吴三桂、孙承宗、卢象升、祖大寿......等等，这些文臣武将，任用得当，事情也并非全部可为。
然而历史总是那么波谲云诡，以崇祯皇帝的资质，其实放在中国历史上去对比，即使算不上英明神武，也可以入选中等资质（中人之上）的君王，然而，各种美德的背后，有着不可克服的性格缺陷。
《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史学上有一句话，叫做“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间，内阁频繁换大学士（明初，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了丞相制度，后来设了内阁，民间普遍称大学士为相）。虽有文臣武将，因多疑性格，导致任人不专，而且朝令夕改，使得大臣们无所适从。亦是因为多疑这一性格缺陷，使得皇太极的反间计轻易成功除掉了袁崇焕。
再有就是太急于求治之心，总想着能来一剂猛药，毕其功于一役来解决问题，于是乎对大臣们要求就近乎苛刻，在没必胜之机，逼迫孙传庭迎战李自成，使孙传庭败死潼关，松锦之战又再逼迫洪承畴冒险出击，结果洪承畴兵败被俘。崇祯一朝可以说是有明一代与朝臣关系最差的一朝，导致北京城破的时候，自杀殉国者渺渺无几，大部分都欢天喜地跑去迎接李自成，以图在新朝廷再混个一官半职，厚颜无耻得毫无心理障碍（当然也与明清时期士大夫普遍无耻有一定关系）。
另外，作为一个君主，崇祯缺乏起码的担当责任感。最典型的事例是陈新甲事件。陈新甲崇祯十三年任兵部尚书，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惨败，松山、锦州相继失守，关外情形已经无可挽回，为了缓解危机恶化，崇祯皇帝有意向与清讲和，以便能腾出手来先破灭中原地区农民起义军，秘密授意陈新甲私下与清廷接触，进行媾和。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谈判，事情渐渐有了些眉目，有一日兵部职方马绍愉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陈新甲置于案上，其家童误以为是塘报，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起泄露，朝廷里面大臣群情汹涌，崇祯皇帝为了撇清自己的关系，把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把陈新甲下狱处死，罪名居然就是他授意的：“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私款辱国，当失陷城寨律。”
尽管崇祯雄心壮志，有中兴图治之心，亦事必亲躬，锐意进取，但性格上缺陷，严苛、猜忌、多疑，喜怒无常，缺乏一个君王应有的担当，使他很多措施都处置失当，而且朝令夕改，不谙治国之道，用人办事之术，越是勤政却在亡国的路上越陷越深，再加自万历之后，朝廷内斗频仍，党争激烈，又遇上了天灾不断，最终也只努力了一个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