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外国语学校（下文简称“常外”）是常州当地的名校，是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学校。去年9月，常外整体搬迁到常州新北区新校区，新校区紧邻三家化工厂的旧址。去年12月开始，大批的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身体不适及体检异常，出现多例甲状腺结节、白细胞减少、淋巴结肿大，皮疹等。学生家长强烈要求常外搬离“毒地”遭拒，经过持续的呼吁和媒体的介入，“毒地”污染事件得以披露，继而引发广泛的关注。
目前事件还在进一步发酵中，环保部、江苏省政府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也启动教育重大突发事件专项督导机制，并赴常州开展工作。
维权之路阻力重重
对于常外的新校址，有些家长一开始就有担忧和质疑。今年1月15日，临近寒假，许多家长带着孩子的病历，聚集到常外请求搬迁过渡。冒着严寒，家长们在校门外一直等领导答复至凌晨3点多，警察到场维护秩序。领导承诺，如开学孩子再出现类似症状，就立即搬迁。不久，就有片区民警陆陆续续地到常外学生家中做思想工作。一些在体制内工作的学生家长选择沉默，还有些办企业的学生家长选择噤声，担心过度参与此事会被查税。
今年一月份开始就有媒体曝光该污染事件，当地政府避重就轻地回应，学校硬着头皮死扛，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无奈的家长或者给孩子无限期的请假，让孩子在家自学，或者想方设法地帮助孩子转学。直到央视报道此事，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各级官员被动员了起来。
五十年的污染史，触目惊心
受污染的地块总面积约26.2公顷，包括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农药厂、常州市华达化工厂、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等企业原厂址。2011年6月前，该地块的企业已经全部搬离。之后常州相关部门对该地块做了场地调查和环境风险评估，显示该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均受到严重污染，需要实施修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地界上的企业就发生过多次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事故。有位网名叫“老豆吃混沌”的人微博上揭露：“常隆化工3-4天偷排一次废水，不加任何处理直接通过团结河排到长江，环保设备都是领导检查的时候才开转的。”
退休职工胥建伟早在2013年就实名举报常隆化工，他曾在常隆化工工作超过30年，在担任生产调度一职期间，他经常被领导喊去偷排废水，污水随河水一起排入江中。一般3天排一次，每次40多分钟，排污量高达2000-3000吨。胥建伟还透露，在搬迁前夕，常隆化工在离河约50-100米处挖了一个深度5-6米，长宽均超过50米的大坑，花费了数十天，将厂区内堆积的化工危废埋入大坑中，埋完又将挖坑取出的土覆盖表面。他本人也因长期接触有毒的化学物质，右手溃烂，光是看病就花了二十多万元。
监管缺失，环评失守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梅凤乔指出：“我们国家对于污染场地的重视程度依旧欠缺，‘环评失守’的重要因素还是在于制度缺乏。过去很多化工企业的污染物处理方式，都是一埋了之，这也就为后来的‘毒地’现象埋下了‘伏笔’。”
梅凤乔认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亦普遍存在环评不足的情况。有很多“毒地”被发现，并非因环评，而是在建设或使用阶段被投诉后才被揭露。梅凤乔还指出，土壤污染并不只针对于土壤，也针对于被污染区域及周边的地下水。土壤污染的治理周期一般最短也要大半年，最长就不好说了。
我国在“毒地”修复上并非束手无策，一个环评业内人士说：“整个环评花费动辄以百万计，再加上污染治理和修复，花费上亿亦是常事。一块被污染场地的治理费用中，正常的话应该有20%-30%是用于前期环评监测，但实际上，我国很多地方企业乃至政府可能只愿意花费5%，甚至更低，在利益诉求下，一些企业便会另寻它法。”
浙江大学空气污染与健康研究中心专家尧一骏指出，在常外周边工业污染场地修复中，无论是将污染土壤挖出移走的异位修复技术，还是后来直接在污染场地进行土壤覆盖的原位修复技术，只要操作规范，并且经过专业的评估和验收，技术层面都是可以实现污染土壤修复的。但从目前掌握的信息看，该地块在修复中，并没有使用大棚全覆盖来隔绝翻出的污染土壤释放出的污染物，而是采用露天作业，这是非常不合规范的。更不合程序的是污染修复尚未完成，常外竟然就已搬过来。暴露的土壤修复现场，直接危害到了常外师生的生命健康。
制度保障体系亟待完善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再加上土壤污染本身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和隐蔽性，追索历史污染者的责任变得困难重重。
常外“毒地”事件绝非个例，我国土地污染情况很不乐观，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工矿企业搬迁或关停，将会出现大量需要修复的污染场地。我国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管理体制也需要不断完善，环境治理的难局亟待破解。
挽救环境，任重道远，人人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