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梵高（1853—1890），荷兰画家，作家。

文森特喜欢远足，1876年在英国，曾好几次从兰兹吉特步行两天前往伦敦。一个人旅行，对外界往往有更细微的感知。他眼中薄暮时分的伦敦街景，我们不妨领略下：

霞光开始沉落，灯被点上了。每个人都回家去，每样事物都流露出周末夜晚的味道。万般喧噪丛杂中，自有寂静安和，令人对迫近的星期天生起一种需求感与兴奋感。

1879年在比利时波里那治，当他失业后，又有过两次远足。第一次是去80公里外的布鲁塞尔，拜访福音布道学校的彼得森牧师。牧师为人友善，喜欢画画。他带了几幅矿工素描，想给他看看。虽然他褴褛的样子吓坏了牧师家人，但牧师还是友好接待了他，为他安排住宿，给了他一些建议和返程的费用。

第二次是去170公里外法国北部的库里耶尔，他想拜访那儿的画家朱斯·柏雷顿。正是在这次远行中，他坚定了重拾画笔的信念。

已是冬天，他带上仅有的10个法郎，搭上了去库里耶尔的火车。

当他到达目的地，辗转找到柏雷顿的住处时，他止步了。那用红砖砌成的崭新画室，冷漠疏远，仿佛拒他于千里之外。看看自己流浪汉般的模样，摸摸行囊中拿不出手的画作，他失去了叩门的勇气。

真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他继续在库里耶尔寻访柏雷顿和其他艺术家的印迹，但只看到几张复制品。倒是附近的乡村景色多少满足了他的观感。他看到不同寻常的茶褐色土壤，看到黑夜在微光中渐渐转换成白昼。看到矿民，看到织工。

矿民与织工是他非常同情的一类人，他常常从这群贫穷寒微者身上，发现感人之处。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描画他们，把鲜为人知的这类人带到大众面前。

钱已所剩无几，回程只能步行应是预料中的事，但他不怕，既然顺从了远行的执念，就该有徒步的韧劲。

沿途他用几张素描换取一点食物，夜晚则露宿于外。有次睡在一辆废弃的货车里，早晨它蒙上了一层白霜。有次睡在铺得舒服的干草堆上，但是一阵毛毛雨又破坏了他的享受。

惨凄的境地竟给他一种复活的力量，他对自己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我要站起来。我要拾起心灰意冷时丢弃的画笔，我要画画。”这强劲的声音来自1880年9月写给提奥的信，“从那一刻起，每件事都为我重新改变了”。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终于决心要当一个画家了。他曾经考虑过很久，总以为那不可能，那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恶劣的外境激起了他的斗志，看看自己乞丐般栖身荒野，想到此番长路迢迢，不过是想邂逅几个画家，想得到他们的指点，可是却一无所获。

他进而想到，一个人租住在异国偏远的乡村，忍饥受穷，终日埋首书本与图画，是为找到一个他真正热爱、可以最大程度发挥潜能、可以完全奉献自我的职业啊。

库里耶尔之行与比利时乡村的隐居，都是为着他喜欢的事，那么尝试并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方不负此番乃至此前所受的一切委屈。

他要画画，当他做出这个如获新生的决定，当他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世界也就不同于从前。提奥为他寄来米勒的系列版画，曾经的同事、谷披尔公司的提斯蒂格借给他巴格的《炭笔画帖》、《素描读本》，以及解剖学、透视学的书。

他开始了大量的临摹，在他看来，临摹一些好作品，是为了有根据地去画。而那两本关于技法的书，虽然枯燥得让人发怒，他还是一点点耐心读下去。

有时也画矿工，他画了一幅矿工清晨上班的场景。男男女女的清瘦身影，行走在覆雪的路上，路边是几丛荆棘，背景是煤堆和采矿的构架。

他告诉提奥他正狂热地工作着，只要继续画下去，总有一天会开窍的。“目前虽无辉煌的成果，但我希望时刻一到，这些荆棘终将盛放白色的花朵”。

这是乐观亦是智慧的开始，在学画之初，他就意识到一幅作品的好坏，取决于是否有灵魂。他说，把梅庸的画与其他建筑家的画放在一起，马上就可看出梅庸的功力，其他的只成陪衬。

“这位梅庸，即使描画砖块、石头、花岗岩，甚至桥的栏杆，也要在画中注满性灵之类的东西，也感染着我所不知的内在哀愁。”

这一特点他认为在米勒、柏雷顿、伊兹瑞思的画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够制作一些蕴含人性的作品，而目前，必须临摹画帖、学习一些比较困难的东西。

“路径狭窄，门也狭窄，而找到门径的人为数极少”。

众多的尝试者中，他会成为找到秘笈的那一个吗。虽然困难重重，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出现，重拾画笔，却让他得到无以言说的快乐和内心的平静。

他会努力画得更好，努力成为手中画笔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