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是后半夜起来的。
那顺本来睡着，听见窗户纸响得不对劲，像有人在外面用沙子往玻璃上泼。他披了件棉袄坐起来，听了听，风不对，不是往常那种呼呼的响，是闷的，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推醒媳妇，说 “你听”，媳妇迷迷糊糊说 “刮风呗，少见”，翻个身又睡了。
那顺心里不踏实。开春就没正经放过水，闸口那边说上游旱，水不够分，轮下来到二闸，就剩个底。地里的麦子刚冒尖，细得像头发丝，再浇不上水，就得干死。他已经连着三天去渠口等水，每次都只等来半渠浑水，流不了二里地就渗没了。
他穿上鞋出了门，往渡槽那边走。
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西边的天是一种发乌的土黄色，像被脏水泡过的纸。风裹着细沙打在脸上，麻酥酥的。他爬上渡槽顶，扶着栏杆往西看。地平线上有道黑边，很宽，很慢，但确实在往这边挪。像涨潮，只是潮水是黑的。
他心里咯噔一下。
他见过沙暴，但没见过这么大的。以前的风沙，刮一阵就过去了，天是黄的。今天这个，是黑的。
黑边越来越近。先是最西边的那片梭梭林被吞了进去，没声儿，就像被墨水泡了。然后是三号井的井架，铁架子晃了晃，一下子就没影了。然后是他去年秋天扎的草方格，一排一排，整整齐齐扎了半个月，眨眼就没入了黑暗里。
风忽然停了一下。
空气变得很重，吸一口，满嘴都是土腥味。渡槽上静得吓人，连虫鸣都没有。那顺攥着栏杆的手出了汗，冰凉的水泥硌得掌心生疼。
然后黑墙就到了眼前。
天一下子就黑透了，像有人猛地把灯拉灭，还顺手蒙上了布。沙子打在混凝土上，发出密集的、细碎的声响，像暴雨，又比雨硬。那顺睁不开眼，只能半蹲下来，手死死攥着栏杆棱子。风在槽底下打着旋，呜呜地响，像有东西在哭。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沈工带着他在这渡槽上测水平。老人的手很稳，水准仪的镜筒里，远处的沙丘清清楚楚。沈工说，你记住，沙丘是活的，它会走。那时候他仰着头，觉得老人是在讲吓人的故事。
现在他信了。
他蹲在十八米高的半空中，像一粒被风夹住的沙子。四周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清，只有沙，只有沙。他忽然很想喊一声，喊什么都行，喊给天听，喊给沙听。但他张了张嘴，沙子直接灌进喉咙里，呛得他直咳嗽。他最终什么也没喊。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个钟头，也许是一整夜。
天慢慢亮回来一点，变成浑浊的橘红色，像蒙着一层血。风小了。那顺慢慢站起来，腿麻得厉害，差点栽下去。他扶着栏杆，往西看。
他的五亩地，没了。
就是最靠西边的那五亩，他种了麦子的那片。平平整整一片黄沙，连田埂的轮廓都找不到了。好像从来就没有过地，没有过麦子，没有过人。
渡槽还在。三个拱券稳稳地立着，槽身上落了厚厚一层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慢慢走下渡槽。走到北墩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停了脚。那个刻在水泥里的十字，沈工刻的水准原点，十字缝里积了满满一槽新沙。他蹲下来，用手指去抠，沙子很细，顺着指缝往下流。抠了半天，也没抠干净。
他没回家，往西边的地里走。脚踩在新沙上，软的，一踩一个坑。走了半个钟头，才找到原来的田埂位置，沙已经埋到了膝盖那么深。他蹲下来，用手挖，挖了半天，挖出半根干枯的麦苗，黄的，脆的，一捏就碎了。
那天他在沙地里坐了很久。
太阳升起来了，天还是黄的。远处有人在喊，在哭，说房子被埋了，说羊找不到了。他听着，没动。
回到家的时候，媳妇正抱着哭，说院墙倒了半面。他没说话，拿了笤帚扫院子里的沙。扫了扫，又停下了。他抬头看渡槽，槽壁上那四个白灰字，“人定胜天”，“天” 字被沙打掉了一半，剩下个 “大” 字，歪歪扭扭的，像个笑话。
他把笤帚扔了。
从那以后，那顺变了。
他不再说 “治沙”，也不再说 “人定胜天”。有人喊他一起去扎草方格，他摇摇头，说 “没用”。地一块接一块被沙埋，他也不急，埋了就荒着，剩下多少种多少。他开始咳嗽，早上起来咳得厉害，痰里带着沙粒。
沈砚舟还是每天来渡槽走路。黑风暴过后第三天，老人就来了，沿着渡槽走了一圈，在西头站了很久。那顺远远看着他，老人的背更驼了，风一吹，好像就能倒。
两人没说话。
一个在槽上站着，一个在槽下站着。中间隔着六十岁的年纪，隔着一场黑风暴，隔着说不清的沙。
连载文集 | 《二闸渡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