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律师执业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调解后遗症”。协议签了，大家都松了口气，但有的时候，官司打完了，仍然不让人省心——该履行的时候，当事人却开始“打小算盘”。
案例一：明知后果，却非得“杀杀对方的性子”
有一个客户，被告上法院。我们费了好大劲，替他调解成功，双方签了书面协议，明确还款期限，对方死死咬住，若逾期将承担违约金与利息，否则不调解。最后经客户同意，这条也写上了。
临到最后付款节点，我们提醒客户按时付款。客户却说：“不要紧，我们得杀杀他的性子，迟个一两天也无所谓。对方不至于我们稍晚一点就去法院申请执行吧。”我们再三强调，调解书是正式文书，逾期人家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那样的话，要加付执行费、逾期履行滞纳金，还要付高额利息与违约金，而法院没有理由不给执行。
客户依然不当回事，最后在约定期限后的第二天下午才付款。
结果没过几天，法院的强制执行文书就来了——因为我方迟延履行，对方虽然收到我方支付款项本金，也立即申请执行了，要求我方承担违约金与利息一共50多万元，理由就是我们未按协议履行。
客户这才开始慌了，转而又要求我们“去协调协调”，试图让对方“算了”。可这种事怎么协调？人家当初放弃利息与违约金，就是基于“你能按时付款”的信任。你既然违约，就要为后果承担责任。你让律师此时再去“求情”，我们很难为。但最后没办法，也还是硬着头皮去找对方谈。人家说，执行费你交，利息全给，违约金让一半。
我们夹在中间，来来回回多次，经过艰难谈判，我们多付了近20万元才算了事。
案例二：调解达成，解封账户，客户却说“我们再别一别他”
另一个案例更典型。
某事业单位因欠款被起诉，对方申请法院查封其账户。我们帮客户谈判、协调，请示财政部门，法院最终促成调解，所有条件谈妥，对方也配合解封账户。
眼看就等财政拨款，案件就可以结了，事情可以结束了，客户单位的分管领导却来问我：
“刘律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再‘别一别’他吗？”
我愣住了，问：“别一别是啥意思？”
他答：“就是到期不给他钱，再拖一拖。谁让他去法院起诉的。”
我说：“你们不给人家钱，人家不就得起诉吗。人家接受调解，让了一部分利息违约金，你不觉得这事已经结束了吗？人家已经主动解封账户、签协议、配合我们走完流程，财政也很快批预算。你现在再拖，想达到什么目的？”
对方说不上来。
是不是在他心中，“最后拖一拖”才算挽回点面子，出口气？可问题是，你赢的不是面子，你出的也不是什么气，而是不履行法院调解书的不履行生效文书的行为；这个人家是可以去法院申请执行的，那样是要多付不少钱的。
是协议不重要，还是履行不体面？
这两个事例，不只是个案，它们指向的是我们社会在契约文化上的深层缺陷：
我们并不真正相信协议本身具有约束力。很多人把协议当作“阶段性谈判成果”，而非必须严格履行的承诺。
他们习惯于“谈归谈、做归做”，以为协议后还有余地，甚至认为拖一拖、别一别对方，杀杀对方的性子，是一种聪明、智慧的表现。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却正是商业风险、法律风险乃至社会信任的根源。
从“威尼斯商人”到“肖申克的救赎”：契约精神的标杆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商人安东尼奥借钱不还，按照协议，债主夏洛克可以割他一磅肉。虽然最后这个契约被巧妙破解，但故事本身却展示出对契约严肃性的极致尊重。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角安迪帮狱警合理避税，狱警以此为交换，为服刑人员提供啤酒。他们的“口头契约”不仅被严肃看待，也最终被履行——这是诚信的表现，是一诺千金。
不守约，才是真正的“没面子”“没素质”
契约，是诚信社会的根基，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调解协议不是谈判的终点，而是履约的起点。违约不仅损人，更损害自己的利益，还会破坏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和信用机制。
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单位反倒以“拖一拖”为常态，把欠钱不还、协议不履当成一种“会来事”，仿佛这不是耍赖，而是有本事。但如果连公共部门都不能做信用的表率，一个社会的契约结构怎么可能稳固？
或许他们心里明白的，只是权力作祟、虚荣心作祟，人的劣根性作祟，又或者其他的因素让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信用不信用——这，才是最可怕的。
违约，不只是多付利息和费用的问题，更是对信任的践踏，对自己信誉的折损。很多人以为“杀杀性子”“别一别对方”是一种谈判技巧，其实恰恰暴露的是对契约精神的无知与轻慢。
如果签了协议还想着“杀杀性子”“别一别对方”，那我们就离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还很远。
是的，法律可以强制履行，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但契约真正的力量，不是靠罚出来的，而是靠彼此敬畏出来的。
我们常说律师是法律的执行者，其实更深一层，律师也是契约精神的守护者。我们不只是写协议、打官司，更是在提醒所有当事人：信守承诺，不是吃亏，而是最体面的体面，是最基本的文明。
如果每一个签字之后的履行都能像签字时那样郑重，那我们的法治，也就不再只是制度意义上的“存在”，而是真正在人心里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