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启示是:** 焦虑不可怕,也不能避免,我们 只能 / 只有 认识焦虑,才能克制焦虑的负面、掌控焦虑的正面。**
推广到心理和心理学:那么生而为人则无法回避人性的特质,心理的阴暗和光明同时投射到一个人,同样遵循科学的法则。那些美好的或者不美好的心理现象,都是人性最好的表征,刻意的回避或是放大只会让事情更糟,坦诚地了解和接受,认识人类、认识自己,我们就会得到想要的答案。
《身份的焦虑》是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著小品文集。
德波顿在该书中借助于哲学、艺术、宗教的力量审视了对于身份焦虑的根源,教人们如何巧妙地去克服这种焦虑感。
这本书并非一本充满学术语言的“高深”著作。它用通俗、有趣的语言,为现代人解读了“身份”的前世今生,以及我们为什么会为“身份”而焦虑。“身份”这个词在这本书中更多的还是指一种社会地位,一种当代人追求的功名利禄。为什么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势利”,对于金钱和时尚的欲望之壑为何总也填不满?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克服这种身份的焦虑呢?在阅读这些文本的时候,一方面,你会惊叹于德波顿广博的知识,那信手拈来的典故和风趣的点评,为你从多个视角展现了人类的“身份”观念;另一方面,你会渐渐审视自我,发现许多已经在你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开始动摇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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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身份的焦虑并无灵丹妙药。但我们可以尽量去了解它、讨论它。这好比气象卫星发来的热带暴雨的报道。气象卫星并不能阻止暴雨的发生,但它给我们提供的地球图片至少能告诉我们一场暴雨的来源、强度、结束的时间,从而可以减轻我们在灾难面前手足无措的感觉。一旦对身份的焦虑有所了解,当我们再次面对对手的漠视和挚友的成功之时,我们的反应就不会仅仅是痛苦和内疚了。 —— 第一章《渴求身份》
照应开题。有时候“了解”比“战胜”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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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获得的爱转而取决于我们的成就:我们得彬彬有礼,在学校必须成绩优异,而后又须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声望。这些努力也许能吸引别人的注意,但其动机和渴望其实相当平实,无非就是试图找回那种我们儿时曾有过的充分的、无条件的宠爱。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努力争取的那些辉煌的成就,同儿时睁大无邪双眼,胖乎乎地坐在厨房地板上努力拼搭积木的行为并无二致。 —— 第一章《渴求身份》
人性渴望被认同而无关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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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来就不会孤立地形成我们对事物(如财富和社会尊重)的相应期待,我们的判断必然有一个参照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们比较,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合适的期待视野。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欣赏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与中世纪祖先进行比较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拥有。同样,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身处一个繁荣富足的历史时期而沾沾自喜。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同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些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 第三章《过度期望》
那么如此说来,焦虑的来源也是由于选取了更高的“参照物”?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天生就对未来充满了想法,那个“参照物”就是未来的那个“理想自我”,不论是否承认,潜意识已经形成。然而悲哀的是,当自己现有的能力无法达成理想的自己时,焦虑就产生了。这也就能解释“非天生急性子”的人为什么会急性子,生活中为什么会偶尔出现压抑不安的阶段的原因。控制自己的欲望,选好和掌握“参照物”,既让“参照物”做指导,又不被它左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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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会经验到许多不平等的对待,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就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而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然而我一直是在和未来的自己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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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政治和消费生产的巨大进步尽管极大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为人类心理造成了难言苦痛,因为同社会体制和生产进步一起伴生的还有一种全新的理想——每个人都深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深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实现自己的任何理想。 —— 第三章《过度期望》
没有温饱的人不会有精神上的焦虑,自由与平等以及那些“白手起家”的案例让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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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仆人对主人的态度为基点,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对贫穷的看法大相径庭。在贵族社会里,底层的仆人能泰然地接受他们的命运,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他们能“愉快地生活,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不失自尊”。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的只是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是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但在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多数的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他们会转而变得意志消沉,内心极度痛楚,并轻贱自己,同时也憎恶自己的顶头上司们。 —— 第三章《过度期望》
社会结构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形象人的自由观念,事实上确实只有极少部分的人能实现阶级的转换。而我们又该怎么去评价那些“大部分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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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未曾想去尝试的事情,就不可用成败来衡量;既无失败,何来羞辱?人生在世,我们的自尊完全受制于时时督策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为理想所付诸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实际的现状同我们对自身期待之间的比率。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 自尊=实际的成就 / 对自己的期待 詹姆斯的这一算式清楚地表明,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往上高一级,我们遭受羞辱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一分。因此我们所理解的正常生活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再没有人会比那些不再风光的影星、风头已过的政客,或如托克维尔所说的不能如愿以偿的美国人更痛苦了。 这一算式同时也隐含了两种提升自尊的策略:其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其二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对于第二个策略的好处,詹姆斯表述如下: “减少对自身的期望会使人有如释重负的快意,这同实现自己的期望一样,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倘若一个人在某个方面一无是处,而自己仍处之泰然,这将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如果有一天我们决定不必费心去减肥,也不再为青春难驻而烦忧,我们的生活该有多愉快呀!我们会说:‘谢天谢地,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终于都见鬼去了!’我们给自己增多一份期望,就是增多一份负担,虽然这也可能给自己增多一份自豪。”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社会并不鼓励人们去降低对自己的期望或坦然面对人之将老,欣然接受自己肥胖的事实从而提升个体的自尊,至于贫穷和卑微,则更不为社会见容。相反,社会的风标总在催促我们追求那些上辈人所不能从事的事业或拥有他们所无从想象的东西。依据詹姆斯的算式,西方社会过度地抬高了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其结果就是足够的自尊将永无可能实现。 —— 第三章《过度期望》
自尊=实际的成就 / 对自己的期待。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等式。
首先,如果用这一公式去看待那些已经很有“自尊”的人,从目前的主流价值观念来看,想必“实际的成就”所占比重更大;事实上,这些“实际的成就”之所以会为我们所熟知,必然是做出了什么不一般的事情,“自尊”也是当然的。然而那些降低了“对自己的期待”的人,或许已被世俗埋没,或许已隐于世事,不为人知,过起了平凡安逸的中庸生活。
其次,对于我们这些所谓“追寻自尊”的人们,是选择提高“实际的成就”,还是选择降低“对自己的期待”,我想不同的人会做出自己心里的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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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主要论点基于对财富的阐释。他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我们现时的拥有,不管我们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我们是富有的。 卢梭争论说,有两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富有:要么给他很多的钱,要么限制他的欲念。 卢梭对现代人和野蛮人之间幸福程度的比较使我们很自然联想到詹姆斯所说的期望对幸福的决定作用。也许我们拥有的不多,但由于期望的减少我们能知足常乐;反之,现代社会鼓励人们追求一切,尽管我们已经非常富有,我们却终日焦虑多愁。 卢梭所言的野人可谓是衣不遮体,一无所有。但同现代社会中住在“泰姬陵”里的人相比,他们至少能够享受因渴求很少而导致的极大的富裕。 —— 第三章《过度期望》
从哲学层面解释人的满足指数。这个观点和上面7中的观点雷同。也许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印度人民的幸福指数世界第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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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期待的远超出我们祖先们的想象,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焦虑 —— 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 第三章《过度期望》
人就是人,不可能安于现状,只要还存在社交,就永远都无法摆脱内心的焦虑,人的欲望也会不断增长。如果我们能知道在哪里就此打住,就像水龙头控制流量那样精准、及时,那样也许有效地会发挥焦虑的两面性。
然而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人类的世界注定是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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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富人们怎么天性自私,怎么贪得无厌;尽管他们的惟一目的是为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为他们劳作的工人们的劳动所得以满足他们所谓的虚荣,充填他们无底的私欲,但实际结果是富人和穷人们共同分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似乎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 第四章《精英崇拜》
“看不见得手”,亚当·斯密发现的市场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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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从一个以小规模的农业劳动者为主的国家向一个以雇佣劳动者为主的国家的转化是由公共土地的匮乏促成的。公共土地在过去养活了一大部分的人口,他们在此为自己种植食物,放养动物,如放养牛或鹅。从18世纪起,大多数英国“开放”的土地都被势力强大的地主用围墙和篱笆圈了起来。从1724到1815年之间,大约有150万英亩的土地被圈。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论述中(虽然遭到历史学家的严厉反驳,但仍然具有很强的揭示意义),圈地运动导致了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而工业无产阶级是指那些无法依靠自己的资源生活,别无选择地向雇主出卖劳动力,来挣取一定工资的劳动者,而且他们的劳动关系严重偏向雇主的利益。 —— 第四章《精英崇拜》
农民失去了生产资料,只得靠受雇于人维持生计——说白了就是 没地种就去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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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失败的想法使我们痛苦,那是因为成功是惟一可以使这个世界给予我们其友好的可靠因素。家庭纽带、朋友之情或两性相悦可能有时候会使物质方面的动力变得无关紧要,但如果一个人依赖这些货币来寻求对自己需求的稳定满足,那么他不仅过于乐观,而且有欠审慎。人类除非具有强有力的理由,否则不会轻易喜笑颜开。 —— 第五章《制约因素》
精神的富足可以削弱人的物质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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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他人观点的关系中,哲学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这一因素可以形象地描绘成为一个盒子:公众的观点,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首先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然后把正确的观点赋予新的活力置入自我形象之中,而把那些错误的观点一笑置之,将其摒弃在外,从而不使其产生任何伤害。哲学家把这个盒子称为“理性”。
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人们面对别人的否定可能会争辩,但是他们难以回避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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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并没有完全摒弃成功与失败的等级对立,而只是重新确立判断过程。根据哲学观点,主流价值体系有时候会有失公正地让一些人蒙羞,同样,有时候也会有失公正地让一些人赢得尊重——在一些不公正的情形下,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信心,即就算我们没有得到他人的溢美之词,依然有资格赢得他人的爱戴。
以前一直以为,这种因外物而内心受到扰动的过程取决于个人的成熟程度和情绪自控,是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以哲学的观点来看,是在对主流价值观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人、他人的评价以及环境的变化来做出理性判断,从而确立一种真实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