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热的六月，我乘坐普通列车回故乡。途中，火车到站了，临近中午。窗外，站台上穿梭着来往的人们，有的拉了行李箱飞快地跑，有的牵了孩子的手急急地走，有的年轻情侣在拥抱告别。我坐在位置上，百无聊赖地看着匆匆的人们。
斜对面坐了一位男子，精瘦精瘦的，个头不高，年龄和父亲相仿，满面沧桑，黑发中掺杂的白发刺眼夺目。那时，他的脸近乎贴着火车的窗玻璃，正望向外面，双手却在一个皱褶的方便袋子里摸索着。他身体明显倾斜，我猜，他在故意挡住其他人的视线，但不知因为什么。忽然，他似乎摸到了什么，身子欠了欠，低下头看着手里的东西。我坐直了些，看到他手里摸的，竟然是两个鸡蛋。
那是怎样的两个鸡蛋啊。蛋壳已揉得稀碎，有些稀碎的蛋壳已经掉落在袋子里，粘在蛋白上的蛋壳也几乎没有完整的了。破损厉害的地方，蛋白也被磕磕碰碰得残缺不全。或许，白煮蛋也是受了一路的颠簸才会挤成这样吧。
我顿时明白了。他断然是舍不得买盒饭，离家时煮熟了带着，饿了便吃鸡蛋来填肚子。其实，普通火车上的盒饭不过20元哪。可我深知，20元，对一个贫苦的家庭来说，并不算少。以前，我乘坐过了无数次火车，从未买过一次盒饭，总觉得有些不值。我太常理解这种心情了。或许，骨子里都是穷怕了吧。
他微微地低头，小心翼翼地剥掉稀碎的外壳，用右手掌随意地擦了下，就把残缺不全的鸡蛋塞进嘴里，轻轻地嚼起来。草草地吃完，他抬起右手，用手背来回抹了下嘴，伸手拿起桌上的半瓶子营养快线，仰起头，“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放下瓶子，他转过头，继续望着窗外。看着这一幕，我的心里涌起无限的感伤。
父亲在世时，每年过了元宵节，就要外出打工。临走，总往蛇皮袋里塞上十几个白煮蛋。我不解。母亲说：“鸡蛋管饿呢。”那时小，哪知道这些鸡蛋便是父亲一二十个小时鞍马劳顿的饭啊。清寒的初春，白煮蛋肯定早早地冷掉了，可当时的父亲连个保温杯也没有，自然是喝不上一口热水的。想来，心里隐隐地不忍。
那年夏天，病重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我们从县城出发，坐大巴车去学校所在的城市。临上车前，父亲在车站外的流动小贩那里买了四五个烙饼。仍然没买保温杯，也舍不得买带油的鸡蛋饼。十几个小时的车程，饿了，就啃一口饼。渴了，就喝一口自带的冷水。那时竟然也没多为孱弱的父亲考虑，想来真是自责不已。
这一幕幕，如今回忆起来，真是无比地心酸。哪个父亲肩上的担子不重呢？哪个父亲不希望全家过上像样的日子呢？哪个父亲不是为了孩子倾尽心力呢？哪个父亲不是紧着家里人用钱呢？只不过，他们怀了素朴的想法，自己少花一点，就省下一点，这笔账，实实在在地，谁都会算啊。
天下的父亲，莫不如此啊。为了那个贫瘠的家，他们背井离乡，吃尽了苦，受尽了累， 不愿多花一分钱。他们想，那省下的20元，够给爹娘称上一斤半的猪肉，够给妻子买把御寒的新手套，够给孩子买几本算术作业本，所以，能省就省了。
我在泪眼朦胧中，又想起了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