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一生的日常，成事是一生的修行。我是冯唐。
不知不觉，《冯唐成事心法》七十课都已经录完了，按过去说书的说法，叫：“岁月如梭，时光荏苒。”今天跟大家唠叨唠叨，做个结束语，这结束语的题目是蜻蜓FM给我规定的——《儒家精英的社会责任》，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对成事、成事学、成事心法的一个概括。我们成事，真的只是为了成功吗？其实没这么肤浅。我们成事，真的是需要一个和平盛世吗？其实也不一定。
成事到底为了什么，成事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冯唐的故事
从我自己来说，我是六年小学，六年中学，1990年上大学，念了八年医之后，又念了两年MBA，加起来一共是二十二年正规教育。二十二年正规教育，我想，我总要做二十二年全职工作吧？我当时在2000年毕业，第一份工作就去了麦肯锡，干了十年。之后又进了大型国企——华润、中信，开始先做幕僚的工作，做战略部总经理，后来创了华润医疗，之后在中信资本，负责医疗投资，医疗健康投资。这二十年，我几乎每周都工作八十个小时，很少有低于六十个小时。十年外企，十年国企，这么二十年一眨眼就这么过去了。
忽然疫情来了，整个的节奏就慢下来了。我也在想，疫情的时间怎么过？就好像平时你以国为怀惯了，逐鹿中原惯了，觉得还是做大事，做那些真的是改变世界的事情，还是令人兴奋，混吃等死还是挺难的。虽然小时候一直有个理想——找个小姐姐吃软饭，混吃等死，但是真的疫情来了，真的哪也去不了了，甚至有可能一出溜，就只能混吃等死了。所以疫情之后，我也有了时间仔细思考，成事到底为了什么？
我是不是笃信儒家的人呢？其实不是。儒家这些经典，四书五经，我没有仔细全读过，有些像《论语》我仔细读过，但是总体我没有读得那么细，主要的句子都展开做一篇论文，没有的。
但是，我是不是在身体力行儒家相信的一些东西呢？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的。比如说，儒家核心贯穿的一条线是什么？那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的确喜欢琢磨事，喜欢知道世界的道理是什么，喜欢摆正自己这颗心，然后收拾好自己，管理好周围，管理好团队，管理好事情，如果有机会，以国为怀，甚至有个中国梦，希望天下太平。但是现在如果没有呢？天下不归你平了，国不归你治了，那你就往回退说，哎，你再修修你的身，管好周围的小团队，其实也是儒家的道理。
所以疫情来临这大半年，我还是每周差不多要工作七十、八十个小时，有一部分的时间就搁到两件事情上去。一件，就是综合、提炼、总结成事学，讲《成事心法》，综合的三个信息来源，就是我在麦肯锡的所学所用，我在大型央企的所学所用，以及我理解的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智慧。另外一件事，就是我终于把一直想写的《我爸认识所有的鱼》这个长篇写完了。我爸是2016年走的，他走之后，我就一直想写一篇关于他的小说，以1990年到2020年这一百二十年为背景，写一下大历史下，像我爸这样一个小小的人物，是怎么过的一生，以及我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至今为止的人生，我最大的遗憾，都不是之一，就是和我爸花的时间太少了。哪怕我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一天说话不过三句，我在过去的二十年，很有可能完完整整陪他的时间不够两周，或许有三周，那他一共跟我说的话其实都不到一百句。所以，想起来也是挺难过的一件事。
我唠里唠叨那么多，其实我就是说，在疫情期间，我意识到我过去这二十年，以及我现在心里是怎么想的：很有可能还是所谓的儒家精英自己给自己加的担子，还是很可惜，没有软饭硬吃的命。那之后，疫情持续怎么样呢？疫情过去怎么样呢？我想，还是沿着这个轴，如果能够以国为怀，如果能做对人类有益的大事情，我就去做做；如果不行，我退半步，再沿着成事，沿着成事学，再讲讲各种管理相关的议题，我也可能再去写一写我还没写完的、肚子里已经有的几个长篇，累的时候写写毛笔字，这是我现在的一些想法。
曾国藩的文章
很有意思，我也翻到曾国藩讲他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一个油腻的世界，他是怎么想的。
他当时的话是这么说的：“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就是到处都出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就是现在我只能靠坚持我的儒家精英信念不变，和人民站在一起，和受苦受难的人一起面对这些刀山血海；“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希望能够堵住这些人性之恶，然后希望把天的运势，争取能够扳回一点，或许能做到万分之一的补救；“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我如果不这样，就目前的局势看，那几乎局势不可为，我甚至不知道底线在什么地方。
曾国藩这封信，写给江忠源、左宗棠，他们仨有共同点：一，都是书生，二，都是精英，三，都能带兵、练兵、打仗，四，都亲临一线。这句话其实有浓浓的儒家精英意识，身逢乱世、衰世，精英应该干点什么？曾国藩的意思是，要奋起，和苦难民众站在血海之中，封堵弥漫社会的人性沉沦的欲望，把世道人心导向正轨，重建秩序。但转一个角度来讲，在乱世，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也就是一介书生该有的态度，这几个书生给烂透了的大清朝一个中兴，至少让千千万万的民众多过了几十年好日子。这就是精英的责任，或者说精英的负担。
我想举，梁启超选的曾国藩年少的时候作的一篇其实并不复杂的文章，这篇文章叫“原才”。
曾国藩在这个短文中说了四层意思——因为原文是古文，我就不一一读了——他第一层想讲的意思，就是你说一个地方有文化、一个地方没文化，一个地方民风好、一个地方民风不好，这些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说，因为这届人民不行，因为这块儿的民风不行，因为这块儿没有人才，所以我们作为个体，哪怕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精英个体，我们什么也不该做呢？其实不是。曾国藩是这么讲的：
一个地方的风俗、文化的厚薄，其实“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说白了，可能就是有那么一小撮、几个人，大家跟着他。这几个人如果“心向义”，也就是说，向着仁义方向去走，那众人“与之赴义”，众人就跟着他走；如果这几个人变坏了，向着利益去走，那很有可能众人就跟着他去奔向利益。下边儿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大家跟着这一两个精英走了一段，会发现，“众人所趋，势之所归”，它就会形成一种势头，“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之后再板过去是很难的。所以曾国藩又做了一个比喻，说，“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说真让树动山摇，草趴在地上，花倒在地上，是什么？是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就是一旦风形成了，它是很有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也就是说，曾国藩强调，儒家精英是有引导作用的。
他在《原才》这篇文章里第二个强调的是，如果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最好的头脑，最有慈悲、最有智慧、最有美感的头脑，因为大势不好，不能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去引导大家，这样世界就会出现什么事呢？就会出现还会有不同的人冒出来，“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就是有倡导仁义的，他的徒弟、他的党羽、他的团队就会跟着他往仁义去走，哪怕死也不怕；有倡导功利的，“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就是说如果有倡导，说要争功、争名、争利，去挣钱，去挣没数的钱，持续地挣没数的钱，那他的党徒、他的团队也会往死了去争名逐利。曾国藩在这个第二大点里讲的，就是如果不能有最强的人占据最合适的位置，风气会变乱。
好了，儒家精英有引导的作用和能力，如果在乱世出现风气变乱，那儒家精英作为个体应该做什么？特别容易做的，是孤芳自赏。就是说，我能怎么办？我一个个体，哪怕我以精英自恃，何况有时候我还不是精英呢，很多人还不认呢，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说，这个滔滔大势也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我怎么办呢？多数所谓的儒家精英常做的事情就是，他站在高地上，站在高明之处，明哲保身，自己啥也不干。但曾国藩不认同这些人的做法和看法，曾国藩认为，哪怕你是一个小小的遗命之官，哪怕你只能影响十个人，你都要去影响，哪怕没一个人听你的，你也要写书，也要发声，也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曾国藩认为，在乱世，真正的精英应该做什么：真正的精英，还是要站出来发挥自己的微火，微茫、微小之力，这些微小之力，会形成新的、更良好的风气。
最后的最后，曾国藩说了一个愿景，说，希望国家拿到我这种说法，能够非常谨慎地选最优秀的人，搁到最合适的重要的位置。也希望，真正认为自己是精英的人，能够认同我这个说法，做自己能做的事。
儒家精英的社会责任
梁启超选编了这么长一段文章，核心就是刚才讲的儒家精英的作用。
曾国藩和梁启超都是儒家精英教育的结果，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各自承担了精英的责任，曾国藩挽救旧时代，梁启超开启新时代。从这点上，我们不得不信服一些精英的作用。
这些年，所谓的中产阶级流行羡慕贵族，各种莫名其妙的贵族精神层出不穷，各种贵族课层出不穷，实话讲，中国自宋以后就是平民社会，没有贵族，只有精英。
崇尚贵族，是笃信遗传，如果真的靠遗传能解决人类的问题，人类遗传那么多次了，早该是圣人了，怎么还会有人性之恶？崇尚精英，是崇尚修行，所谓道理，都在《成事心法》，都在这些薄薄的书里搁着，但是愿意不愿意修行，是不是能修行到，要看造化，要看自己的决心、耐心和虔诚程度。
成事理论的核心基础是，就这么一个肉身，基因你也改变不了，就在现世，还是可以努力成为圣人，做不到圣人，至少可以做到一个成事的人。作为一个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的精英，至少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让自己以及自己周遭的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这多一点美好，就是让世界更美好一点。
唉，很遗憾，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积德，读书，修行，不断行。成事，持续成事，持续成大事，持续成好事。
谢谢大家听我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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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一生的日常，成事是一生的修行。我是冯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