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二月三日，星期五。
弟弟和大姐二姐以及二姐夫都来家了。
弟弟在县农业局下属的农技中心上班。是二爷爷给找的。二爷爷在农业局，正好局里要找个人打杂，二爷爷捎信回来，说是个好机会——农村孩子，找个工作不容易。几年前大姐曾跟着我们本家的一个姑姑去了潍坊，结果人家留下了，她回来了。这个姑姑的父亲在乡里当干部，父母觉得既然叫大姐跟着去肯定是说好了，以为这个光沾定了，走时铺盖行李都给收拾妥当带着的，可大姐回来说去了那里人家说只要一个！——那怎么也轮不着我们呀！
这事儿不光对她，也是对全家人的一个打击。我们全都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大姐后来去了隔壁砖瓦厂，一天用叉子码几千块砖坯，为我和弟弟们挣学费。一干就是几年，直到结婚。
而同期，我的同学没考上学的，家里父母有关系的，一个去了县城的毛巾厂、一个去了丙纶厂，两个去了棉油厂，还有父母拿钱走了关系复读的，或者直接去读高中的……还有一个去幼儿园当幼儿教师的。
这些和我们都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进工厂的人脉，即便有亲戚当老师当校长，但父母没有求人的习惯，俩人互相推诿。父亲说“你的亲戚！你去！”母亲就觉得男人主外，不是女人该跑里跑外办的事——都真固执。
所以，忽然有主动找上门的好事，简直是求之不得，弟弟虽然初三还没正式毕业，（不过他也因太调皮捣蛋留过一级了）也立即退学参加工作了。
这个小“勤务员”的活儿，简单也繁杂：给领导办公室打扫卫生、泡茶；布置会议室、陪酒饭局；为一期又一期农技学员安排住宿、吃饭等等等等……
他有时会带回一小包瓜子或者别的什么小零食，顺带讲些单位发生的事，零食是我们在家不舍得买的，事情也是没听过的，他回来家里空气好象都清新了许多，气氛也空前地融洽，这种融洽是那么难得，我小心翼翼，象捧着一个色彩斑斓的大气球，怕它一触即碎。我也知道，他们一走，气氛又会回到压抑敏感的老样子。
姐姐和弟弟他们在饭桌上有说有笑，我却有点插不上。我感到茫然和孤独：是谁说的来？“欢乐是属于他们的，我只有忧愁？”
尽管我对炒盘炒碗已十分厌倦，但我还是默默给母亲打着下手。
我一声不坑，我能说什么呢？我没有幽默感。
弟弟有点过意不去“忙活你了啊……俺都在炕上吃吃喝喝，你还在这干活。”
他和我客气起来了。
我笑了笑 ，装作很轻松地说：“这有什么！我是客吗？”
他看得很准，但我嘴上可不承认。于是他跑里跑外，尽量帮我。过一会儿，又问我捎不捎东西。说他明天就回去，今年不能在家过年了，得值班看门，初一才能回来。
我除了偶尔让他捎着寄封信，也没什么可捎的。每次我都毫不犹豫地说“没有”，让他都有点失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