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发布“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也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我注意到西辽河流域的牛梁河遗址的发掘成果，项目第五阶段认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第一阶段就是以牛梁河遗址为代表，通过考古确认该遗址第一地点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这是我首次注意到牛梁河遗址的奠基性。

        通过考古学全方位的发展，对中国上古史实的整理，中华早期文明的大致轮廓已经较为清晰。虽然上古史实资料较少，记载相互矛盾之处，但得益于甲骨文发现，简帛学的迅猛发展，青铜器铭文的发现，可以说，中国文明上溯到盘庚迁殷，年代已经较为准确。考古发掘了山西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文化，河北南部至河南北部下七垣先商文化，更确立了龙山文化开始的，经下砦文化到二里头的商代文化，和发源于陕西的周代文化。

          建国以来考古学最大的发现，应该是破除了传统史学的“北方文明中心论”的狭隘观念，除了中原文化和山东东夷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以来，还有长江中下游的三苗文化类型，如良渚文化、陶家岭文化等南方文明在先进性等方面并不逊色于北方，此外还有洞庭湖与四川盆地的西南文化（代表为三星堆），长城内外内蒙，辽宁的红山文化等，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早期是多方位，多中心的特征发展的。中华文明远比想象中更加庞大，恢弘。这令人着迷，探索先民的足迹，揭示祖先开拓的文明之光，始终是我关注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