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妈坐在医院透亮的玻璃幕前面候诊，阳光穿过那些巨大的玻璃从我妈头顶跃过，照着她染过头发反射出橘红色的光，也让发根处的白色更加晶莹和抢眼。
我妈不会使用挂号机器，不会拿着挂号条去扫码报到，她也不知道，候诊厅叫号后，还要去诊室门口再等医生叫号，在她脑海中的那个年代，挂号是人工窗口完成的，没有报到的环节，直接就去诊室敲门，更多的时候，门都不用敲，就是敞开的，嗓门大点的病人，甚至人还站在走廊上，恨不得就完成了和医生的打招呼环节。她不熟悉现在的流程和规则，但是她小心翼翼地跟在我的后面，努力地去遵守，尽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唐突和鲁莽。
在我的记忆里，她很少不发火，每次放学回家，我都带着一种重重的“偷”感，像是一个来偷东西的贼，只有我妈不在的时候，才会有放松和安全的感觉。对于我来说，我妈不发火，便是晴天。每次发脾气，我都不知道因果，好像不是我爸爸干活不好，就是我哪里反应慢了。现在，时时刻刻担心自己表现的人，成了我妈，虽然我不曾像她对我那样，训斥过她什么，但是她还是变得有些畏畏缩缩的样子，再不像以前那般趾高气昂了。至少在外面是这样，在家里，发脾气的时候，还是一样地威猛不减当年。
记起小学一次数学测验，我考了坏分，不敢给我妈看，可那次偏偏老师要求家长签字，那天我妈阴沉着脸下班回家，那气氛让我觉得自己快要活不过今天了，思虑再三，第二天清晨，我在试卷上画上了她的名字，老师很和蔼，叫我去了办公室，对我说:“你妈妈爱你，老师相信你妈妈不会因为考不好打你的。”我怕我妈，也怕老师，总觉得她们在哪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那一刻我觉得她们一定都是爱我的。于是，我默默地回家，按照老师说的，老老实实地把卷子交给了我妈，并承认了错误，但是换来了一顿暴揍和一次持续到凌晨两点的训话，除了第二天上课更困了，以及更加内耗以外，并没有得到老师说的来自家长的指点和帮助。但是，第二天，老师依旧很自信温暖，特意关心地过来问我：“怎么样？老师说的没错吧？妈妈没有打你吧？”我呆呆地看着老师，这让我怎么说呢？我说打了，老师得多尴尬，说不定出于关怀，再把我妈请过来谈话，而我可能就此再也见不到这么美好的老师了。于是经历了几秒钟的犹豫，我决定再撒个谎：“是的，她真的没打我。”于是，老师微笑着抚摸了我的头，看着我在阳光下愉快地跑向了其他小伙伴，那一幕，我的背影在夕阳的照耀下一定天真无邪，生动活泼，充满希望。
从那时开始， 我开始不再那么寄希望于大人的理解了，我知道大人是局限的。就像我也无法完全理解他们。
血管内科的医生问我妈妈的病情，她一脸期待地看向我，我对着医生，把她所有的症状娓娓道来，除了手臂失去感觉，还有冠心病、失眠、健忘、情绪问题以及其他以往病史和禁忌药。于是，医生开了非常全面的检查，包含了很多科室的内容，报告显示她脑白质病变，认知功能障碍，焦虑抑郁均为中度。我对此并不吃惊，反而有一种踏实感。我终于不用再小心翼翼、拐弯抹角地像上学的时候一样，询问身边每个小伙伴，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的妈妈是不是也会这样训斥他们？是不是也砸过家里的碗碟？也用某种脏话的词语羞辱过他们了？终于不再一次一次求证，自己到底是不是那么的不可接受了。那个在我心里沉寂多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这距离我的提问，已经过去了30年的光阴。我离开初恋男友的时候，都是这样对他说的:“你应该庆幸，离开了一个灾难片。”可他和我的小学老师一样固执，居然给我妈写了一封信，向她阐述他自以为是的教育观，试图唤醒我们母女之间的理解，于是换来了我又一次狂风暴雨。
医生说，我妈可以参与一种专门的新药课题，针对她这样的病，研发的新药。我有点犹豫，不知道风险大不大，我妈很想参加，于是，就答应做一些检查，并提交了所有病例资料。
因为检查在住院区，我和我妈跟随进入病房区，就在我们穿过长长的连廊，走过第一个转角，经过一个敞开的病房门的时候，我妈却停住了脚步，一直盯着里面的一个女人，愣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