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许是天凉了，早起锻炼的人少了，我慢慢地围着小树林跑。天还是灰蓝色，树在清晨的气色里还是一团一团的影子，听不到鸟叫，估计鸟儿们还在温暖的巢里安睡。只有一个老人，一条狗，从我身边经过。
栾树的果荚落了一地，在树上时，明明有红色和黄色，为什么落下来的全是浅黄？
父亲也起了大早，看着天色不错，便也出门遛弯。
回来很是兴奋，说是今天过节，很多女同志穿着表演服，在广场集合，还有几个男同志，腰上也系着红绸缎，看样子也是要表演节目的。
我说：“您怎么不看？”
父亲笑着说：“我已经看了啊！”
“哈哈！”我说：“老了，还是可以凑凑热闹。”
父亲淡淡地笑了一下，回去了。
天色更亮了一些，灰蓝色慢慢褪成浅灰，树影从一团团变成清清楚楚的枝枝丫丫，鸟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叫了起来，一声两声，一片一片。栾树的果荚在脚下碎开，声音很轻，像踩着薄薄的脆纸。
又来了一个穿红卫衣的女士，走着快步子锻炼，这一身红，在清晨的薄灰里像一团火。
一个买了早餐的人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兜里装着几根油条，刚出锅的，金黄金黄，肥嘟嘟的拧在一起，麦香混着淡淡的油香漫开来，一瞬间，空气都甜了，这是清晨最妥帖的人间温柔。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这温软的香气，回了家。
一边早餐，一边闲聊。
“我看见两次了，昨天又见到那个女人，瘦瘦的，裤子很长很长，踩在鞋子下，头上戴着一朵大红花。拉着一个小拖车，车上装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罗姐说。
“还有一次是什么时候？”我问。
“前段时间，我站在窗口，往下望的时候，也是头上别着一朵好大好大的红花。”罗姐继续说，“正常人不会戴那么大的红花。”
住在这里这么多年，每天早出晚归，平时也很少出门，我没有见到过，但我知道罗姐说的“不正常”是指什么，我没有接话。
“不正常”这三个字，在我心里沉甸甸的。一朵大红花，一辆小拖车，一车乱七八糟的东西，裤脚踩在鞋底下。这些拼在一起，凑成了这个女人。她有没有觉得自己不正常？我不知道，也许，她只是在过她自己的日子。
旁人觉得头顶的那朵大红花，过于刺眼，不合时宜，而那朵花对她来说，就是她愿意戴的。
就像有人愿意在广场把音乐开得很响，跳着自己的舞；就像今晨的那个老人牵着他的狗遛弯；就像走快步锻炼的那个女士，穿一件像火一样红的卫衣。
我想起栾树，在树上是红与黄交织的热闹，一经坠落，只余下浅黄。我们远远望见的，不过是落下来的样子。
我希望她就是这样，只是愿意。
如果那朵大红花、那辆小拖车、那一车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她没办法不要的，那她的世界，真的很荒凉。
有些事情，往往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分不太清。
先生，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