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内蒙古的冬天通常在零下三十多度，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喜欢偷偷地拜访，寒流总是在午夜时分抵达。
一夜寒风，温度爆跌。清晨醒来时，窗玻璃上冻出了厚厚的冰凌花，伸出握拳的小手在窗上暖出几个小脚印，通向远方的脚印想摆脱寒冷的束缚。
一场场凌冽的寒风肆孽刮过，气势逼人，不把人们冻成冰棍不肯罢休。房顶上的炊烟也在瑟瑟发抖，空气里弥漫着烧煤的味道。
那时，大多数人家靠火炉子取暖。上小学时，教室有两个炉子，前后各一个，一下课，同学们就围在炉子边取暖，男同学推来搡去，学着电影里的对白哗众取宠。
冬日的太阳软弱无力，即使正午时刻晒到身上，也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划一下太极，无法带来应有的温暖。
夜空湛蓝，寒冷把乌云冻跑了，星星们趁机挤出来，开始了午夜的狂欢。北斗星是我认识的唯一星座，它使我想起一首百唱不厌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
冬天降临之前，我妈将旧棉裤拆洗了，换上新的棉花，絮棉花时，她的身上挂满了棉絮，宛如一朵蒲公英，父亲看了忍俊不禁，我们爱莫能助。有时，母亲用一条方头巾将自己裹严实，像古兰丹姆似的。
母亲下班回来后，匆忙吃过饭，就踩着缝纫机开始做棉裤了，她一直缝制到深夜，缝纫机的嘎达声在宁静的夜里悄然散开，邻居们知道母亲又在做棉裤了。
那个年代，女人会做棉裤才有资格结婚生孩子，为此，我妈有点得意。她说：“熊可以冬眠，我们不能。熊生下来自带皮衣，我们没有。” 为此，我们只能穿上厚厚的棉裤，棉裤里面还配一条正儿八经的秋裤。
童年时，我喜欢观察各种小虫子，花大姐，屎克郎、蚂蚱、蚯蚓、凝视蚂蚁是我最热衷的事情，内蒙古的蚂蚁分为两种，一种小黑蚂蚁，一种大红蚂蚁。大红蚂蚁，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我怀疑它们有俄罗斯血统。
冬天一到，它们消失的无影无踪，只有马儿清脆地走在覆盖着冰雪的马路上，马的呼吸带出一股股白色的哈气，鼻子上流淌着清鼻涕。
冬天虽然寒冷，却有羊肉吃。每年入冬，大院会分两只羊，一只大的，一只小的。我爸将羊肉熟练地解剖，骨头和肉分门别类用报纸包好，放到北面窗口外，那里是天然的大冰箱，一直会把羊肉冻到第二年开春。
分了羊肉后，我家的早中晚饭都和羊肉有关。我爸说”咱们要再开春之前把这两只羊全部干掉。“说这话时，他的表情严肃，仿佛我们干掉的是一小撮日本鬼子，我们挺直了胸堂，用表情说出几个大字：”坚决完成任务。“
早饭变成了一小块煮好的羊肝，午饭围着炉子煮一锅羊肋骨，我爸说：”羊肋骨熟得快适合中午吃。“那个年代，无论冬天夏天，中午都有两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
我爸将羊肋骨按照手把羊的方法煮上后，便开始烙饼。他很会和面，软软的面团被他撒上葱花和羊油渣，烙饼的香味勾得馋虫在肚子里直翻跟头，我们一手拿着葱花饼，一手拎着羊肋骨，顾不上说话，吃得大汗淋漓，不亦乐乎。
我妈在新城上班，中午不回来，父亲带领我们度过一个个寒冷的日子。
塞外的冬天，狂风肆孽。沙子砸在玻璃上，“噼噼啪啪”响个不停。
锅里炖着羊肉，羊肉的香气一波波飘过，羊肉要炖很久，炖到彻底软烂，骨头和肉一抖落就分开的程度。
收音机里的京剧正在慢慢地转着腔调，有板有眼，字正腔圆，京剧的歌词因太过熟悉早已滚瓜烂熟，家里的温暖和安逸，使童年的日子漫长到地老天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