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独自在美国的第五年，我对于“春节”已经快要失去实感。
曾经的那些大扫除、贴窗花、放烟火的习俗渐渐远去；春节于我而言仅有的一些踪迹，是学校中国学生会的一台昂贵又有些磕碜的晚会，美国朋友过于兴奋的“中国新年快乐”，午夜和家人饭前的两分钟视频通话，以及在朋友圈里越来越少看到的春晚吐槽。商场中央的圣诞树被搬走，取而代之的是一头红色巨龙，一对儿墨西哥裔情侣津津有味地与它自拍。远离了家人和熟悉的文化土壤，尽管身在洛杉矶这座亚洲人口巨大的多元城市，也不再有庆祝的心思，在二月初疲惫地过着普通的资本主义生活。
只有潘医生能把我叫出去过年。潘医生，顾名思义，是一位医生，我的医生。她在洛杉矶总共有四个华裔病人：Alex，明明，Isabel，我。每年春节潘医生都会约着大家吃顿饭——去年在中餐馆，今年则受邀到 Isabel 家去。
下午四点半，我把潘医生发来的地址输进谷歌地图：32 英里，行驶时间 1 小时 15 分钟。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刚满 18 岁，还没到考驾照的年龄，不知道没有地铁 10 号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更难想象每天需要开车通勤。洛杉矶县，很大一块扁平、慵懒、矮小的土地，一座座相隔甚远、居民也互不来往的城市和住宅区被车满为患的主干高速公路勉勉强强地系在一起，晚高峰期间可能三个小时也只能从洛杉矶开到洛杉矶；这么看来，洛杉矶还挺像北京的，堵车的时候隐隐能够想起伟大祖国首都。
从遍布高档奢侈品门店的费尔法克斯大街一路往东，开上 101 号公路背对夕阳，转 10 号公路蜿蜒进山，而后走 605 北上，金光灿灿，大道朝天。我有时觉得洛城人民能够长期忍受交通、停车等诸多不便，大概就是因为景色多变且往往美好。早春延绵不绝地下了几天雨，山上还堆着云雾，宽阔的马路湿湿地反射着粉色晚霞光。洛杉矶的山多是土山包子，不像中国的山那样水光潋滟雾气氤氲；它们杂乱无章地在笔直的公路尽头拔地而起，颇有一股野性的浪漫。我与朋友合住在市中心附近的韩国城，房租便宜，街道拥挤，于是每每来到东边都会被山边美景震慑，这次也不例外。尽管山间白墙大窗的房子分散道路两旁，还是看得出这一片区域主要是华人居住，好几家门口都挂起了红灯笼。
Isabel 和妈妈一起张罗着做饭，明明和她丈夫都去帮忙。Alex 和妈妈也在，和明明家四位父母聊得开心。很快潘医生来了，她的两个混血宝宝穿着好看的中国风小褂子，一进门就被桌上的麻将吸引，挑出几块开始搭飞机。房子里突然热闹起来了，有长辈，有小辈，有难得团聚也有初次见面，大概这就是过年应该有的样子。“很奇妙啊，”Alex 感叹，“我们四家人因为这样奇妙的缘分而聚在一起。”
“啊，还有早早，是五家人！” Alex 补了一句。
我没有家人在这里。我一个人坐着，心里很复杂。
2.
潘医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她在“希望之城”医院工作，研究方向是淋巴癌及白血病的免疫疗法；她治好的病人里有全世界第一例通过细胞免疫完全缓解的非霍奇金淋巴癌患者，除此之外还有——
明明，之前在国内有一份很好的银行工作。淋巴癌数次化疗没有好转，于是和父母及丈夫一起来洛杉矶治疗，细胞移植两年。
Alex，本地冲浪教练（但是做了移植之后很久都不能冲浪）。和明明得了同一种罕见淋巴癌，细胞移植快四年。
Isabel，只比我大一岁多。休学做治疗，之后顺利毕业读研。急性白血病，细胞移植刚两年。
何早早，我本人，最常见的霍奇金淋巴癌，在国内疗愈出国后不幸复发。细胞移植三年多。
这样的一群人，齐齐整整地坐在一起，在新年伊始互相祝贺、祈福好运，一年也就这一回。像是一大本厚重的励志故事，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章节。我可能是其中最不值一提的那个部分——也许是我的病确实比起他们更加典型，而在医院里，典型意味着好治。我没有像他们一样被迫放弃工作、学业和爱好，两次治疗都想方设法保住了全日制学生的部分生活。我没有家人在身边，父母也只需要短期陪同，不必离开在上海的一切。
我不是一个太负责的病人，我父母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病人家属该有的样子。Alex、明明以及他们的家人都为医院做了很多贡献，拍视频，接受采访，讲自己的故事，一遍又一遍重温求医经历，希望可以激励更多的病人。Isabel 休学治疗，她妈妈非常担心，也很活跃地组织病友活动。他们经常聚餐，互相庆祝生日和细胞移植纪念日，出席医院的淋巴瘤白血病病友团聚会。我从来不参加，也确实不太喜欢病友会这样的事情，转而选择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癌症患者身份之外的另一部分自己。甚至我做治疗的医院“希望之城”，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也过于矫情了。
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社群实在有些可贵。可以理解，因为有过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经历，能够真正懂得和体谅彼此，抓住了不会放手的。我并非不渴望这份共情。可是，丢失在往返病房里的 17、18、19 岁再也回不来了，甚至还以各种方式影响我之后的生活，我如何能够安心囿于那段过去？
可能每个人的学生时代，学校里都有一个得了癌症的孩子，病况紧急，成为全校皆知的公共事件。不管是升旗仪式的募捐会还是班级组织探望，不管同学们跟这个癌症孩子熟不熟悉，茶余饭后都会不时聊起来，表达一下震惊或惋惜。在那之前我也很难相信，高三那年的我，一夜之间成了那个得了癌症的孩子。朋友来到我家，告诉我全校都在传关于我晕倒了吐血了云云，啼笑皆非的故事。我成了学校里的癌症女孩，这个标签贴下就摘不掉了，注定要被人关心身体。生死大于天，关于我的其他故事都失去了重量。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想要的只是属于普通少年的热闹生活而已，可以出门奔跑，深夜舞蹈，读书熬夜吃火锅，偶尔做点不那么安全的事情。如今在 20 岁出头，大病初愈的年纪拼命生活，这种努力想要弥补的心态，Isabel 是明白的。Isabel 研究生读了第一个学期，也找到了暑假实习，我很为她开心。
3.
Isabel 妈妈说自己不会做饭，可是拿出来一道道菜各个都美味。潘医生的两个孩子早就吃饱了，蹦跶着跑去搭麻将房子，只剩大人们在桌边聊天。明明讲起自己以前工作的一些荒唐事，很快话题就转向了第一次确诊时的强烈感受。
这一瞬间，我感到一阵恍惚又坚定的满足感，是完全沉浸在当下的平静快乐，大概是迟到的归属感突然袭来。我意识到，跟这些人一年吃一次饭，一直以来都是个有点意思但又没那么情愿的约定，所以我也并没有花很多心思去了解他们。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明明以前做什么工作，不知道 Alex 多大年纪，也不认识 Isabel 的爸爸和妹妹，甚至也不太确定潘医生的孩子们叫什么名字。但在这一瞬间，这些好像都没有很重要了。
洛杉矶，希望之城，游子之乡。Alex 问潘医生之前在别的城市有没有也和病人做朋友，潘医生说有啊。“但是，”她想了想，“只有在这里才和这么多病人一起吃中餐说中文，还是挺幸运的。”中国病人出国求医问药，最终往往来到洛杉矶。这个少数族裔占大多数的城市里有西方世界比例最高的中文使用者。能够找到互相关怀，彼此勉励的一群人，说着同一种语言，庆祝同一个节日，是一种真诚、亲切、不可多得的情感体验。
我这才知道，原来明明的肿瘤比我还大三公分，Alex 做完移植之后突然对海鲜过敏；当我说起我妈打听到上海偏方，执意认为喝鳝鱼骨头汤能长白细胞，Isabel 哈哈大笑，因为她妈打听到的北京偏方是鸽子蛋可以治癌症，愣是每天坚持煮蛋。
“那你还不是好了呀！”Isabel 妈妈揶揄道。
“也许根本不是潘医生治的，是吃鸽子蛋吃好的。”我笑。
“对，不是我不是我。”潘医生也笑。
这些事情也太有趣了吧！胸口逐渐光洁的疤痕，新长出的头发自然卷曲，到底是打麻药痛还是戳脊椎痛，移植之后得了什么别的病，诸如此类的小事在大家此起彼伏的同意和争论中变得格外重要。都是血液系统里莫名其妙出了问题，都在鬼门关走过一遭两遭，但却在这些最浅显，最表面，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迸发火花，是只属于我们这群人的，独有于这段经历的，旁人无法分享的秘密。
这顿年夜饭没有人喝酒抽烟，潘医生看着我们比较肿瘤大小，笑而不语，就像看着她的 SSCI 论文。最棒的是，癌症病人和家属的健康生活使得社交压力降到最小。大家心满意足，十点多就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