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季，非典期间。我租住在呼和浩特市的一个普通小区，疫情突来，各小区加强管理，那时还没有手机微信，没有健康码管理，每位居民办理一张出入证，非本小区居民严禁入内，而在小区门口值守的，大多是本小区的居民。

有一天我下班稍晚一点，在进入小区时，突然听到一声严厉呵斥：“你的通行证！”

我抬头，见是我楼下居住的莫大娘，正戴着一个红袖箍在门前值勤，她的表情让我非常诧异，仿佛已经不认识我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我还是礼貌地向老人打了招呼，掏出了通行证。莫大娘并不理会我的套近乎，公事公办的拿过通行证查看，还给我时说：你们经常出去的人注意多洗手。语气虽然软了一点，但还是没有一丝笑容。

我租住在这个小区已经超过一年，经常和这位莫大娘见面，平时都会打招呼，有时，遇到老人买个菜，拿点东西上楼，我都会帮着提一下，莫大娘也很和气，偶尔问问我的个人情况，比如有没有对象，在哪上班之类。

而今天，戴上红袖箍的莫大娘，俨然已经不是平日里那个和气的老太太，而是被一种身份的力量攫住了，这种力量，让莫大娘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她板着脸，以谨慎而提防的眼睛盯着我，仿佛我就是非典疑似者，同时还让我无端生出一份愧疚：我不该住在这个小区，给人家添乱。

我还记得另一件小事。

我爱人生孩子时，产房内还住了另一位产妇，姓林。有一天，这位产妇由丈夫陪着去检查身体，这时有人敲门。门开了，是一位端庄和蔼的中年妇女，捧着花，提着水果，见到生人，有一点胆怯，微笑地问：林某某是在这里住吗？我答，就在这里，她去做检查了，您进来等吧。妇女客气说不用了，她在外面等。

过了一会，林产妇回来了，她和丈夫热情得有点失态地将妇女请进产房，忙不迭地让座、洗水果、倒水，嘴里还恭维地念叨着感谢马主席来看我，马主席这么忙，还关心职工之类感激的话。而那位马主席，也俨然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身份，坐着翘起二郎腿，脸上刚才那种略带胆怯的和蔼不见了，一种优越感的威严浮了上来，说话也没有了刚才的客气，话音里有了明显的官腔。在他们聊天间隙，马主席还威严地将目光扫过我和我爱人的床位，及时地对我们床头的花提出了意见：“产房里不能摆香味过浓的花，对产妇和婴儿都不好。”我和爱人赶忙附和地表示赞同和感谢。

我看出来了，此前的中年妇女是卸下了身份的普通人，而此时的马主席又回归到了身份里，也只有在自己的身份里，马主席才更能找到自我，更能找到心理上的优势。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绝大部分小区都经历过小区封闭、限制人员出入的阶段。于是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扫描健康码的老人被工作人员呵斥，看到忘记戴口罩的居民被保安辱骂甚至动手推搡，看到要到孩子家去吃饭的老人被工作人员阻拦。当然，大疫之前，必须强化社区人员管理，防患于未然，为此，社区工作人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在面对一些偶然的事件，无奈的行为，弱势的个人时，是不是可以多一点人性化的理解，多一点和气的劝导。

在很多社区工作人员中，也有一些只要戴上袖箍，挂上胸卡，穿上制服，就立刻有了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有了可以训斥他人，打压他人的权力。

这期间，我又遇到了一件事。

2020年4月的一天，我和爱人开车回岳母家，我在小区门口提前下车买东西，爱人开车进小区。我在超市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争吵的声音，是我爱人声音和一个男人在争执。出来了解才知道，爱人的车被门口的工作人员拦住，要求下车登记测温检查，还要查看身份证、驾照、行驶证，爱人都配合了，结束时，那名工作人员竟将爱人的证件随手扔给她，证件掉落在地上，爱人要求对方捡起证件并道歉，对方不予理睬，还非常蛮横地要我们“赶紧走人”。

那是一个长得非常清秀，戴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在平时，他应该是那种懂得礼貌，为人谦和，有涵养的人，会被邻里喜欢，领导赏识的人，但今天，他的脸孔透着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表情，声调高出很多，平时在人前伪装出的低调和涵养，在此刻几乎荡然无存。

是什么改变了他呢？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说，他心里最可惜的，是街上那些以管理者的身份哄赶呵斥小商贩的人，他们把大好时光，用在了难为底层弱势群体上，他们心中没有情怀，眼中没有远方。我同意朋友的看法，只是他可能不知道，当这些人用冰冷的面孔面对他人时，他们其实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身份，那种身份是让人上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