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同事迁居天诚丽景小区，恰好碰上一位河南的新住户，问话后得知他的来历，原来曾是新疆哈密区公安局长，两年前退休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来到东山第三天就决定买房住下了。“这里好，环境、气候都好，特别是人——哎呀，各个地方的民情我见多了，东山好啊！”局长谈话间眼睛发亮，竖起大拇指。

这让我想起文化艺术大师陈丹青的《日常以及日常之上的台湾》，写到台湾印象“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么？”

而吴、蜀、闽、粤的乡里民间为什么还葆有淳朴民风？细究之下，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地处社会运动边缘，古时遗风尚存，还有个原因：拜拜的民俗生活依然流传着。

这边要强调的是这个“拜拜”是崇敬、礼拜，而不是忘乎所以的迷信。自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它便是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尽管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水平提升，原先的认知被否定了，但祖先们曾经敬天、敬地、敬祖宗的仪式、规范、内涵，一直是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得以维系的心灵准绳——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然而绝大多数人们的心里明镜似的，知道是非好坏。

回到东山的人文，谁都明白：这里忠孝仁义、温良恭俭的民风，和关帝信仰是息息相关的。想想，家家户户出出入入，举头便有关老爷目光如炬地看着，谁还会尔虞我诈、飞扬跋扈？相反，只会变得越加忠厚，越加重感情讲道义——就说“结拜”“吃同年”，盟誓“金兰之好”，在这里便很普遍，可以说是“桃园结义”的现代演绎。

原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现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李书磊，几年前曾到漳州调研，强调重视文化工作，特别提到“黄道周文化”和“关帝文化”。他是研究文史的学者出身，想必有这样的认识：历朝历代的社会稳定中，宗族自治和民间朝拜发挥着很大的教化作用——乡村有乡绅，宗族有祠堂、族规、祖训，庙堂之上更有道德人心。说近点，就民国时期，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家，一探家源，多是出身乡村，有着源远流长的族系文化。是的，不管朝代如何更迭，朝堂上怎么政变，宫闱内怎样掐斗，乡野民间的老百姓依然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除非实在没法生存，被逼急了才揭竿起义，否则那日子是过得真有文化的——这是真的，你看看那“舌尖上的中国”就略知一二了……

所以，我想人家大学者提及东山的两大历史名人，应该是为探究：那样的“一代完人”黄道周是如何成就的，有没有族系衍脉，宗祠里有没有遗风传承？而关帝文化又是怎样化育一方，人们怎么拜，怎么解读，教化如何展开？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大丈夫，他关心的更有江山社稷、长治久安。当人们以金钱为信仰，造假、下毒、设套、圈钱越来越普遍的时候，精神建设、文化佐正成了迫切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是块难啃的骨头，也正因为又难又重要，所以上层多番强调文化工作，怕只怕急功近利的世风下，文化工作被做成鲁迅先生笔下的：小女人涂脂搽粉――作秀；数典忘祖――不知根本。万事开头难，可惜的是我们留不住大学者，真正的文化探究正待展开，人家就被擢拔走了……

也罢，肉食者谋之――话说回来，我真庆幸生在东山，长在东山，这里风光秀美、物产丰饶、空气清新，更可贵的是关老爷驻守于此，令人精神长养，身心敞亮，陶然于浓浓的人情味。不过，我也有时担忧，因为我们的下一代正在渐渐地淡忘忠孝仁义等传统文化内涵，渐渐地不懂得为什么要向关帝爷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