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下学期，我在社团招新的摊位中，看到了“截拳道协会”的招牌。李小龙的名字，像一道闪电，激活了我体内因饥饿、困顿而蛰伏的，对力量的原始渴望。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训练是艰苦的。大半时间花在枯燥的体能锻造上，然后才是招式的一遍遍重复：直拳、刺拳、勾拳、摆拳、踢腿……高强度的训练让我的肌肉日益结实，力量感带来的，是一种粗糙的存在确认。但同时，一种戾气，也像铁锈般，悄然附着上来。凭着对李小龙哲学的一点本能理解，我在技术上进步飞快，一个学期后，已超越了多数前辈。
大二，我被提拔为技术部部长，负责带领新人。训练中，我强调实战与反应，而非花架子。但我渐渐发现，社团里的许多人，对“截拳道”的热爱，仅仅停留在李小龙的电影形象和招牌动作上。他们追求肌肉和力量，谈论“一招制敌”，却对截拳道核心的“水的哲学”“以无法为有法”的理念茫然无知。训练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刚硬体操。
社团人气，在这种枯燥与刚猛中，日渐凋零。到大二下学期，它已到了解散的边缘。一种不甘驱使我站了出来，竞选会长。我想改革，想让这个社团真正触摸到一点李小龙精神的皮毛。
我的训练方式吸引了一些人，社团有了短暂的生气。甚至有几个外国同学加入，他们好奇这个中国功夫，更好奇我嘴里那些关于“空”“无形”的零碎解释。为了更深入，我在一位美院师兄引荐下，拜入一位教授咏春拳的老师傅门下。咏春的“黐手”、听劲、以柔克刚，像一剂温和的解药，中和着截拳道训练的刚猛。我开始模糊地感觉到，真正的力量，或许不是击碎，而是流动与感知。
然而，改革还未真正开始，一场席卷一切的疫情，将一切按下了暂停键。学校停课，社团活动无限期搁置。我的“江湖”，我试图建立的那个关于武术与理解的微小体系，还未成形，便草草退场。
我像一片突然失去风的叶子，从校园这片相对安稳的枝头飘落。没有告别，没有句号。我带着那台旧电脑，和一点微薄的积蓄，在学校附近的城中村落脚，一边上网课，一边靠零散的兼职勉强维生。在那段被疫情割裂的、停滞的时光里，我反而获得了久违的、极致的寂静。
我重新拿起画笔，在租来的狭窄房间里，对着画布涂抹。没有主题，没有目的，只是让颜料在粗糙的布面上堆积、覆盖、流淌。那是我第一次，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任何人的期待，仅仅是为了面对自己内心的那片混沌而画画。
那寂静持续了几个月，直到积蓄耗尽，生存的压力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校园的微光已然熄灭，改革成为悬案。我需要一条新的路。
我的目光，投向了地图上那个以烈火与泥土闻名的地方。
景德镇。
那里有瓷土，有窑火，有能将无形意念烧制成坚硬形态的古老技艺。那似乎是一条，能将我从这黏稠的、停滞的现实里，打捞出来的绳索。
于是，在一个同样闷热的夏日，我怀揣着最后一点希望，登上了开往江西的列车。
身后，是草草退场、未及画上句号的青春。
身前，是未知的、灼热的烈焰与泥土。
我知道，我依然饥饿。
但这一次，饥饿指向的，不再是胃袋，而是更深的地方。
疫情的巨浪，掀翻了我苦心经营的社团道场，也将我抛进了一片更深的迷茫。社团改革的未竟之憾，像一根刺扎在心头，而反复发作的头痛，更像一场无声的焰火，在颅内灼烧。我开始在文字与庙宇间，寻找对抗疼痛与虚无的解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