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是”到“真”　　

　　在语言哲学中，“是乃是变元的值”是奎因的一句名言，也是他的两个著名的本体论承诺之一。奎因关于本体论问题有许多讨论，其中谈到过古老的柏拉图的“不是”之谜。他批评过“存在”一词所带来的问题，说明自己不用它，仍然有“是”可用。⑤这些显然是关于“是”的论述。其他一些语言哲学家也谈到过“是”。比如，弗雷格就谈到“是”这个词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并且明确指出它作系词和不作系词的区别——在“晨星是行星”中，“是”作系词；而在“晨星是金星”中，“是”就不是纯粹的系词，它实际上相当于算术中的等号。弗雷格和奎因可以说是语言哲学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由此也就说明，语言哲学家也不是不探讨“是”，至少不是在讨论中丝毫也不涉及“是”。

　　前面我们说过，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真”，而这里则说语言哲学也不是丝毫不探讨“是”，因此也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语言哲学也论述“是”？既然谈到了“是”，它为什么不能成为核心概念呢？

　　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翻一翻语言哲学家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关于“是”的论述往往是个别的，零散的，有时则只是区别词义性质，比如澄清“是”与“存在”的不同含义。相比之下，关于“真”的论述则是普遍的、重点的，甚至“真”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核心的。这说明，人们没有把“是”当作核心概念来进行思考，由此产生的论述当然也不会表现为以“是”为核心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们知道，分析哲学家们曾经说过，一切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非常典型的是卡尔纳普对“不”这个概念的著名批判。既然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乃是“是”，那么颠覆了形而上学，似乎也就用不着再考虑它的核心问题了。如果这是原因所在的话，那么根据一些人的看法，即今天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有回归形而上学的倾向，语言哲学会不会重新以“是”为核心概念呢？我认为不会。在我看来，“是”不是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而“真”成为语言哲学的核心，还有至关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语言哲学家们使用的逻辑不再是亚里士多德逻辑，而是现代逻辑。正是由于现代逻辑的使用，改变了讨论问题的方式，因而使讨论的问题发生变化，并最终产生了语言哲学这样一种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形态。

　　语言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对语言进行分析，通过语言分析来达到对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认识。今天我们分析语言的基本方法是弗雷格提供的，也可以说是现代逻辑提供的。它的主要特征是从句子出发，把句子的基本结构看作是由一个谓词和一个专名构成的，或者是由一个谓词和一个约束变元构成的。因此，句子的基本构成部分是谓词、个体词、量词，谓词与专名或其变元的关系是谓述关系。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个句子，“哲学家”或“是哲学家”是谓词，“亚里士多德”是专名。它们之间的谓述关系形成了这个句子。这是关于句子的句法说明。而从语义的角度看，一个句子有“真”和“假”两个值，一个专名指称一个对象，一个谓词指称一个概念。特别是，一个句子的“真”是由其中所含专名指称的对象决定的，或者由其约束变元的值决定的。从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句子，我们就会发现，从句法的角度说，“是”这个词不再重要，而从语义的角度讲，“真”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今天，构造和探讨意义理论的方式很多，最主要的、影响也比较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把以上分析看做是基本的语义理论，然后试图在此基础上容纳更多的语言分析，包括对句子含义的分析和探讨，对语言中超出真假二值的情况的分析和探讨。另一种是以以上分析为基本方法，然后从“真”这个概念出发，以它来解释句子的意义，这样就形成关于T语句“x是真的当且仅当p”这样一种模式的探讨。

　　概括地说，意义理论是应用现代逻辑来分析语言的产物。从它以“真”为核心概念这一点来看，这是因为现代逻辑从语义方面提供了这样的成果。弗雷格的逻辑中有许多关于真的论述，他在语言哲学中也有大量关于真的详细说明，比如句子的意谓是真值。这些讨论都是基于他的逻辑研究，也基于他对“真”的逻辑洞见。因此，人们可以使用他所提供的逻辑方法，也可以参照他的哲学讨论。如果说关于“真”的说明在弗雷格那里还是比较直观的，那么，逻辑语义学在塔尔斯基的手中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并且成熟起来。塔尔斯基对“真”这个概念提供了系统而可靠的说明，使人们可以以它为出发点来解释意义。甚至有人说，由于塔尔斯基的工作，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真”了。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以现代逻辑为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考虑“真”和与“真”相关的问题，乃是比较自然的事情。因为，逻辑语义学提供了这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有人可能会质疑，现代逻辑的语义理论以“真”为核心，应用这样的逻辑就会把“真”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即便这一看法有道理，它也仅仅说明人们由此会考虑“真”，但是它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人们不会考虑“是”。前面说过，逻辑有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真”乃是语义方面的核心概念。因此，应用语义学的成果，考虑“真”乃是比较自然的。如果我们再看一看现代逻辑的句法理论，就会发现，它根本就没有“是”这个概念，也没有与它相应的概念。换言之，在现代逻辑即标准的一阶逻辑系统中，根本就没有“是”这个词。它只有个体词、谓词、量词、命题联结词等等。因此，应用现代逻辑来分析语言，人们更多地是认识到句子中谓词、个体词等等的一些性质，并且通过量词的分析更加深入清晰地认识它们的一些性质。当然，这样的分析也可以对含有“是”的句子提供说明，甚至说明“是”在句子中可能会有的不同含义，但是无论如何，“是”毕竟不是一个逻辑词，因此在使用这样一种逻辑进行分析的时候，“是”自然不再是核心概念了。

　　简单地对照一下亚里士多德逻辑，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如前所述，“S是P”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本句式。其中，“是”乃是一个逻辑常项，即一个逻辑词。这种语言与日常语言恰好是对应的。换句话说，逻辑形式与语法形式是一致的。因此，应用这样的逻辑，很容易突出其中的这个“是”。而在现代逻辑中，由于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词，因此它与日常语言的形式是不同的。应用这样的逻辑，会对语言产生一些新的认识，比如语言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是不同的。无论这样的认识是不是有道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它不会再注重自然语言中的那个“是”。

　　四、西方哲学的根本性质和特征　　

　　以上通过论述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是”，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真”，说明了传统哲学与语言哲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并且还指出，传统哲学并不是没有关于“真”的论述，语言哲学也不是丝毫不涉及“是”，从而进一步说明，使用不同的逻辑方法导致了西方哲学从“是”到“真”的转变。那么，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呢？或者，我们从这种变化中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呢？我认为，它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三点。

　　其一，这种变化说明，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比较宽泛的知识论意义上的东西。这一点，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意义理论中，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亚里士多德提出要研究“是本身”，实际上是要研究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最根本的方式。而“是什么”，就是一种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基本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实际上可以把“是什么”看作是一个句子的缩写，“是本身”也即是一个句子的缩写；同样，“是”也即是一个句子的缩写。至少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是这样的。比如，在《形而上学》中，他提出要研究“是本身”，但是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又把这个问题转化为关于实体的讨论，即把“是乃是什么”的问题转化为“实体是什么”。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知道一事物是什么（实体），才会真正认识一事物。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是本身”乃是围绕着句子来思考的。同样，他关于“真”的论述也是围绕着句子来思考的。

　　在意义理论中有一个基本共识：“真”之载体是句子或与句子相似的东西。因此，关于“真”的探讨也是围绕着句子进行的。按照弗雷格的说法，句子的意谓是真值，句子的“真”是由句子中含有的专名指称的对象决定的。这就要求，这个对象要存在，而且它要处于句子中所含有的谓词指称的概念之下。换句话说，谓词指称的概念要适合处于它之下的对象（或者对于它或它们是真的）。这些论述说的是真、对象、概念，实际上却是句子和句子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所表达的东西。因此归根结底是关于句子的。而按照T语句的说法，实际上是以真来解释句子的意义。在“x是真的当且仅当p”中，x用句子的名字来替代，而p用句子的翻译来替代。当然，详细地解释要说明这里是元语言层面的东西以及相应的区别。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的理论也是关于句子的。像戴维森这样的哲学家之所以推崇后一种解释，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解释和说明解决了命题统一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自柏拉图以来一直使哲学家们感到困惑的问题。⑥这就更加清楚地说明，围绕句子来进行探讨，乃是哲学讨论最为核心的方式，因为它所探讨的问题是关于人类认识的大问题。这一点，不仅意义理论是如此，传统哲学也是如此。

　　其二，这种变化说明，使用不同的逻辑方法，能够形成不同的哲学。其实前面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这里再次明确提到这一点，是为了强调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和逻辑对哲学的作用。亚里士多德逻辑无论是从句法方面和语义方面，与现代逻辑都有很大的区别和差距，因此它对哲学产生的影响与现代逻辑相比也是有差距的。亚里士多德本人的逻辑观是非常清楚的，相应地，他探讨哲学时应用逻辑方法的意识也是比较强的。比如他的范畴理论，典型地体现了逻辑与哲学的相互关系。“S是P”是基本句式。其中，P对S可以表达为四种谓词，即定义、固有属性、属和种差，但是，同时也表达为十种范畴，即本质、质、量、关系等等。他在形而上学探讨中依据关于范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关于实体（本质）的讨论上，同时应用了关于谓词的分析和探讨。在哲学史上，不同的人对逻辑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哲学探讨中对逻辑的运用也会不同，所形成的结果也会不同。哲学家们一般都会运用逻辑方法，但是并非每一个哲学家都会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对逻辑有清楚明确的认识，并在哲学研究中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逻辑和方法。所以，他们形成的哲学理论也是不同的。比如，他们可能都会论述“是”，但是他们关于“是”的论述却会是不同的。

　　以海德格尔为例。海德格尔提出要回到关于“是”的研究，在他关于“是”的讨论中也有关于“真”的论述，而且两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国内不少人认为，海德格尔关于“Sein”的考虑不仅批评了亚里士多德式的考虑，而且远远超出了亚里士多德考虑的范围，因此根本就不能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思想。这里不可能详细谈论海德格尔的思想，因而也不能评价它。我只是想指出，海德格尔所依据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逻辑或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传统逻辑。但是，他对逻辑是不是有亚里士多德那样清楚明确的认识，因而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讨论乃是值得思考的。不过，看到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也就有可能认识到他的考虑主要是围绕着“S是P”这样的句式来进行的。比如，他举的例子一般都具有“S是P”这样的形式，像“天空是蓝色的”、“我是高兴的”等等。又比如，他特别强调不能以定义的方式来探讨“是”，因为当我们问“‘是’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借助了对“是”的理解。这样的思考方式只能是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出发的，只能是围绕着“S是P”这样的句式的。即使认为海德格尔主张回到前苏格拉底，即使认为他的探讨超出亚里士多德的范围，也应该看到，他谈论的基础仍然是“S是P”这样的东西。无论是回到哪里或超出多远，这个基本的东西即“S是P”却是明白无误的。而只要这样考虑，就会看到，海德格尔说的还是“是”。他不过是想在现有的基础上关于这个“是”再多说出些什么。

　　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现代逻辑已经产生，并且得到飞速的发展。分析海德格尔的思想可以使我们看到，并不是有了现代逻辑，人们就一定会使用它并形成相应的哲学。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海德格尔没有使用现代逻辑，并不意味着他根本不使用逻辑。只要他使用了逻辑，逻辑的思想和方法就一定会在他的著作和思想中体现出来。

　　其三，这种变化说明，理解西方哲学，应该看到逻辑与哲学的联系，应该看到逻辑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笼统地说，人们都会赞同这样的看法，一如人们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分析。但是具体地说，逻辑与哲学如何联系在一起，逻辑在哲学中如何起作用，却容易被人们忽视。对于语言哲学，人们一般都会赞同逻辑在其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还会承认，如果不懂逻辑，那么许多思想和理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对于传统哲学的认识则不是这样。由于传统逻辑中的许多内容，比如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定义与划分、思维规律等等，本身并不是逻辑，而是和哲学混淆在一起，至少是难以区分的，因此对于传统哲学，人们在研究中往往会忽略逻辑所起的作用，甚至看不到逻辑所起的作用，所以在与逻辑相关的一些问题上，也会存在着理解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学术界把西方哲学中的“being”翻译为“存在”，把“truth”翻译为“真理”，就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情况。

　　以“存在”来翻译“being”，最大的问题是它不能反映出“S是P”这种基本句式；以“真理”来翻译“truth”，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这个词“（是）真的”这种最本来的意义。⑦一些人对此可能会不以为然，甚至会认为是小题大做。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这里会涉及许多问题。比如，由于“存在”不能反映出“S是P”这种基本句式，因此无法表现出西方哲学那种知识论意义上的性质和特征，即认识和探讨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最根本的方式。这样当然就会不利于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研究。又比如，由于“存在”不能反映出“S是P”这种基本句式，因此至少从字面上割裂了逻辑与哲学的联系。这样当然不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分析的，为什么逻辑在西方哲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比如，由于“真理”反映不出“truth”一词的字面含义，即“（是）真的”这种最本来的意义，因此不利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中关于“真”的探讨。而且，“存在”与“真理”，字面上就阉割了“是”与“真”这两个概念明显具有的一些性质与联系，如它们都是逻辑和哲学所谈论的东西，都是知识论意义上的东西。当然，除了这些比较宏观的问题以外，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比如，“是”与“存在”究竟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如果是两个概念，哪一个是更根本的？是“是”包含着“存在”，还是“存在”包含着“是”？它们在历史上的发生、演变关系是什么样的？又比如，“是”与“真”的联系是不是句法与语义的联系？人们关于它们的论述是不是反映出这方面的考虑？它们固然可以反映出逻辑与哲学的联系，但是它们就不能反映出逻辑与哲学的区别吗？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涉及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尤其是涉及我们对西方哲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的理解。

　　关于“是”（与“真”）的讨论，国内已经有些年了。我觉得，人们一般在字面上、在翻译上考虑得多些，在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某一位哲学家的某一部著作、甚至某一位哲学家的某一段话上考虑得多些，但在学科的层面上考虑得不太多，而仅仅这样考虑问题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从学科的层面上来看待逻辑与哲学，在这个层面上理解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并且由此出发来理解西方哲学。我认为，“是”与“真”的联系可以反映出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从“是”到“真”的变化可以反映出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以及逻辑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从字面到思想再到学科，这样不断深入地认识不仅会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哲学的精神，也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西方哲学家的具体著作和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才会不断进步。

　　【注释】
　　①⑤Aristoteles: Metaphysik, Buecher I-VI, griech.-dt., in d. Uebers. Von Bonitz, H.; neu bearb., mit Einl. U. Kommentar hrsg. Von Seidl, H., Felix Meiner Verlag, 1982, s.123,s. 73.
　　②Berkeley, 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Chicago, 1910, p.31.
　　③Lynch, M. P., The nature of tru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Schantz, R., What is truth? Berlin: de Gruyter, 2002.
　　④Bormann, K.: Parmenides,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71,s. 32-33.
　　⑤Quine, W. V. O.: "On What There Is", in Quin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
　　⑥戴维森：《真与谓述》，第六章，王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⑦关于这个问题，我谈过多次；而且，本文涉及的一些西方著名哲学家的有关思想和主要观点，我也作过深入详细的探讨（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逻辑与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