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进士刘知几，
武后朝中著作郎。
秉笔直书驱佞恶，
奏言诚疏辨虚狂。
六家二体开新论，
千载九州蒙曙光。
曾慨汗青无日月，
史通写就永留芳。
2019.12.09
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史学家。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
刘知几的功绩在于史学理论上的贡献。《史通》是刘知几编著的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该书充分展示了他的史论观点的创新。他认为，史流史体，属于历史编纂学范畴。他在《史通》一书用了大量篇幅，对于史籍的源流、类别以及史体的发展作了论述，提出了著名的“六家二体”说。这里所谓“六家”，是关于史籍的分类；而“二体”，则是关于史体的分类。《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说明“六家二体”说在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刘知几通过对古往今来史籍源流的考察，认为大体上不出六家范围。《六家》篇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 《尚书》 家；二曰 《春秋》 家；三曰 《左传》 家；四曰 《国语》 家；五曰 《史记》 家；六曰 《汉书》 家。
这里刘知几所谓“六家”之论，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所谓“六家”的涵义是不同的。刘知几的“六家”论，是要区分史籍类别，追溯史籍源流；而司马谈的“六家”论，则是论述学术发展大势，是论学本源流。因此，二者“家”的内涵是不相同的。
就刘知几“六家”论的具体内容而言，其中的《尚书》家与《春秋》家，刘知几借用《礼记·经解》的话，认为前者旨在“疏通知远”，后者要在“属辞比事”；《左传》家和《国语》家旨在述说经义，《国语》家是于《左传》之外“稽其逸文，纂其别说”，以释经义；《史记》家“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创立了纪传体；《汉书》家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包举一代，成为后世正史范本。
刘知几从史籍源流角度提出“六家”说，这“六家”应该说是综合了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而言的。而当他纯粹从史书的外部形态即史书体裁来论说时，又提出了“二体”说。
《六家》篇通过对六种史体的具体论述后，进而总结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旧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这就是说，“六家”当中，真正流传于世者，唯有左氏及《汉书》二家，而这里的“二家”，则显然是指《左传》之编年体和《汉书》之纪传体，是纯粹就史书体裁而言的。
刘知几提出的“六家二体”说，得到了后代不少学者的认可。如清代学者浦起龙在所著《史通通释举要》中就说：“《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
毫无疑问，视《尚书》与《春秋》为史家之一流派，这是刘知几的创举，他不但体现了刘知几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思想，而且对后世经史关系理论的深入探讨有着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