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中国出现了一位文化怪人—辜鸿铭。怪在何处？怪在行为特立独行，在大家都留辫子的时候，他竟留了平头；在大家都不留辫子的时候，他却扎着一根黄色的小辫子；当大家都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时候，他又致力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怪在他的观点往往标新立异，饱受争议。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才是统领世界的良方，他的文章曾引起西方国家广泛争论。
辜鸿铭是中西大家。他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13个学位、9种语言，在常人眼里这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而在他手里却信手拈来。说他是那个时代的学霸，一点都不为过。这样一个人物，创造了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将《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的中国人。他精通语言、现代科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号称集三者之大成的第一人。他曾凭借自己卓越的口才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特讲孔子学说，伊藤博文被反驳得哑口无言。这样一位才华与胆识并重的人物，曾与列夫·托尔斯泰也有交集，二人在书信中热情讨论世界局势。
这样一位人物，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 最尊贵的中国人 ”。这个评价，分量很重。
辜鸿铭是一位中西混血儿。先前在欧洲学习西方文化科学，后来回国后又极度沉迷中国文化。如此经历，往往给他以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也赋予了他敢说敢讲的性格。
1924年，辜鸿铭在日本演讲时，这样讲道：
“实际上连日本人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应该说今日的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那是中国的精神，今天在日本继续着，而在中国却已全部失传了。在唐朝时代，中国的文明如盛开的鲜花，繁盛到了顶点。后来到元朝，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中国人大约有一半被蒙古化了，接受了蒙古人粗野肮脏的东西。在今日的中国，真正继承了中国文明精华的只有浙江和江苏两个省份。”
关于这一论断，他给出的理由很有意思。他说当蒙古入主中原的时候，宋室朝廷一大批贵族南逃，很多人在这一过程中扎根江浙，尤其是杭州一地。这样一来，纯粹的中国文明得以保存。如此言论，舆论哗然，一个顽固的文化中心论者跃然纸上。
辜鸿铭此言尽管有偏颇之处，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则别有深意。1924年，距一战结束不到6个年头，世界经济危机也刚刚过去了4年，地域狭小的日本国内经济并没有多少好转，日本的军事势力已经饥渴难耐，正精心谋划一场侵略战争。
辜鸿铭说这话，一则他以此来告诫日本人，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可以，但绝不能自我毁灭，自身的精神才是坚不可摧的；二则辜鸿铭看透了日本要侵略中国的野心，他要告诉日本，他们的文化源自中国，这种渊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投奔西方社会，所有一切都会如幻泡影。这实质上是在告诫日本不要妄动侵略的野心。
学者言论终究不能左右时代大局。最后，日本还是行了侵略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