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来把这一瞬间写进一首诗的序里，又写成一首五言律诗。一千三百多年过去，那几株槐树早已不在了，蝉声却被留了下来。“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蝉声在六朝以来的诗歌传统中，早已不单纯是自然声响。它餐风饮露，被赋予“清高”的品格；它秋日哀鸣，又与悲秋和迟暮绑定。在骆宾王之前和之后，写蝉的人很多。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一种从容的自许，蝉在高处，声名自然远播，不需要凭借外物。李商隐的“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则是一种困顿中的牢骚，高洁反而成了饥饿的原因。清代施补华把这三首咏蝉诗分别概括为“清华人语”“患难人语”“牢骚人语”。蝉的形象从来不是固定的，它被诗人所处的具体位置所塑造。骆宾王的位置与虞世南、李商隐都不同：他写蝉的时候，身体就在长安的监狱里。
骆宾王（约640年—约684年），字观光，婺州义乌人（今浙江义乌）。他在《咏蝉》序文中写道，囚禁他的地方西墙之外就是“法厅事”（审理案件的公堂），堂前有古槐数株。每到傍晚，蝉声就在这片倦绿之中响起，疏朗而幽微，与他从前听到的蝉鸣不同。他因此发出一个疑问：是人的心境变了，还是蝉的声音本来就比从前更悲。
唐代御史台本无监狱，贞观年间，御史大夫李乾祐“别置台狱”，以便御史台在纠劾官员时可以直接羁押待审之人。侍御史的职责中，“推鞫刑狱”本就是一项。骆宾王被关押的地方，正是他不久前供职的机构的一部分。审他的人，可能就是他曾经的同僚；关他的牢房，可能就在他处理公文的官署隔壁。这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自己的同事看管起来”的处境，比被关进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更能制造出一种特殊的孤立感。
《咏蝉》中的“南冠”出自《左传》，指的是楚国乐师钟仪被晋国俘虏后仍然戴着南方的冠冕，以示不忘故国。骆宾王用“南冠”自称，是把自己的处境放进了“忠而被囚”的古老谱系之中，又暗示他自认为本不属于这里。
“露重飞难进”，蝉的翅膀被秋露打湿，飞不高；诗人被什么“打湿”了，以至于寸步难行？“风多响易沉”，风声嘈杂，蝉的声音轻易就被淹没了；诗人的辩解，在“风多”的朝堂上，又有谁听得见？序文里蝉的“清畏人知”，到了诗的结尾变成“无人信高洁”，这中间的落差，正是从品格自许到政治现实的落差。蝉不需要人相信它的清高，它只要叫就可以了；但人需要。而偏偏“无人信”。
骆宾王早年在道王李元庆府中供过职，后来又有一段相当长的边塞从军生涯。他是第一位从军西域并留下作品的著名诗人，在后世甚至被冠以“边塞诗祖”之名。边塞给了他两样东西：一是对帝国疆域与军事运作的实际了解，二是那种“功名只向马上取”的豪气在现实中逐渐磨损之后的沉郁。回到长安时，他已经年近花甲。仪凤三年，他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
侍御史的品级不高，从六品下，但位置关键。它的职责是“纠举百僚，推鞫刑狱”。对于一个“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出身、又长期在权力边缘徘徊的诗人来说，这个职位意味着一种迟来的、但毕竟已经到来的“可言事”的资格。他获得了向帝国政治中枢发出声音的制度性通道。
仪凤年间，唐高宗的身体状况使他越来越多地将政务委托给武后，武后的权威已经深度嵌入朝廷的日常运作之中。骆宾王“数上疏言事”，所论具体为何，史书没有留下完整的篇目，但他的上书触忤了武后。史书并未明言“坐赃”之罪与上疏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但时间上的紧接，以及罪名恰好落在一个刚刚发出声音的人头上，很难不让人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
后世叙述武后时期的“政治清洗”，往往立刻想到铜匦、告密和来俊臣、索元礼的酷吏政治。但铜匦的设置是在垂拱二年（686年），距离骆宾王下狱已经过去了八年。酷吏政治的大规模展开，更要等到徐敬业起兵之后，武后“疑天下人多图己”，才全面铺开。骆宾王在678年遭遇的，是清洗的另一种更早、也更日常的形态：不需要铜匦，不需要《罗织经》，只需要一个可以安在任何官员头上的常规罪名。
“坐赃”在唐律的“六赃”体系中，指的是“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这个罪名不要求有明确的请托事项或权力交换，只要在“因事”与“受财”之间建立起关联，就足以启动一场审判。对于一个刚刚上疏批评当权者的人来说，这个罪名恰好可以把他从“言事者”的位置上拖下来，重新放置到一个“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上。一旦这个位置转换完成，他之前说了什么，就不再重要了，人们记住的将是“坐赃”两个字。《旧唐书》把“坐赃”写进了骆宾王的履历，而《新唐书》则保留了“数上疏言事”的线索。两部史书的措辞不同，一个说他是因为贪钱倒了霉，一个说他是因为说话倒了霉。
骆宾王在狱中写《咏蝉》，写《萤火赋》，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拒绝被“坐赃”这个标签所定义，坚持从一个言事者的位置上来理解自己的遭遇。据载，他在狱中曾“平反之已奏”，也就是为自己辩白的文书已经递了上去，但“犹如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信”。他发出了声音，但声音没有抵达任何能够做出回应的地方。“响易沉”三个字，不是想象，是经验。
武后时期的政治清洗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较早的形态，可以追溯到麟德元年的上官仪案。上官仪因为替高宗起草废后诏书，被武后指使许敬宗诬告与废太子谋反，下狱处死。但那一次，使用的是“谋反”这样的大罪，针对的是宰相级别的人物，带有强烈的震慑性，是一次高调的、以人命为信号的权力宣示。
到了骆宾王这里，手段变得更“经济”了。不需要谋反，一个坐赃就够了。对于一个从六品的侍御史，一个常规的、有法律条文可依的赃罪，足以完成同样的功能。清洗不一定总是血流成河；有时候，它只是把一个人从他刚刚站上的位置，挪到一个他再也发不出声音的地方。
“风多响易沉”，说的就是这个。风不是一阵具体的狂风，而是持续的、弥漫的、来自多个方向的压力。在御史台，风是同僚的沉默，是上疏之后的无人回应，是罪名从天而降时周围那种习以为常的安静。蝉在风里叫，声音传不远；人在风里说话，同样传不出去。骆宾王在序文里写蝉“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不是不知道风向哪边吹，只是不愿意顺着它改变自己翅膀的角度。
“无人信高洁”，不是一个关于世道人心的一般性感慨。在一个以“坐赃”立案的审判中，“高洁”恰恰是最无力的一种辩护。你说你高洁，但审讯记录上写的是你收了不该收的财物；你说你是因为言事得罪，但案卷里只有“因事受财”四个字。高洁是一种品格，而坐赃是一个罪名。品格无法反驳罪名。“谁为表予心”，他问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他问的是一个结构性的空缺：在一个已经预先设定好结论的司法程序中，一个人的“心”究竟有没有位置？
调露元年，高宗立英王李哲为太子，大赦天下，骆宾王因此获释。出狱之后，他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在今天的浙江天台一带，县丞是一个品级低微的佐官。对于一个曾经在御史台上疏论事的人来说，这个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否定：你可以出来，但你不会被放回原来的位置。骆宾王“怏怏不得志”，不久便弃官而去。
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骆宾王入了他的幕府，写下了《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檄文里有“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句子，据说武后读到时，没有发怒，反而感叹：“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狱中写蝉的骆宾王，和“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檄文中骂武的骆宾王，是同一个人。一个自认为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声音的人，一旦找到一个可以发声的通道，就会用尽全力把那个声音发出来。蝉声是小的，檄文是大的；蝉声是幽微的，檄文是震耳的。骆宾王在狱中咏蝉，不是在做一个关于高洁品格的抽象练习。他是在一个具体的、有墙有门有看守的空间里，用蝉的声音来丈量自己与外面世界之间的距离：露太重，风太多，声音太容易沉下去。这个结果，后来变成了那篇檄文的燃料。
徐敬业兵败之后，骆宾王的下落成了谜：有人说他被杀，有人说他逃亡为僧，没有一种说法可以被确凿地证实。但蝉声留下来了。骆宾王把一个具体的政治处境——一个刚刚获得言事资格的官员，因为言事而被一个常规罪名从位置上拿掉——压缩进了一个可以被反复聆听的声音里。蝉声年年都有。但那个在长安狱中把蝉声听成一场审判的人，只有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