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棵相隔一米并排站立的碗口粗的椿树，在阳历九月午后两点的阳光下远古般苍白肃穆。它们的枝叶在蓝天下交错，斑驳投影在一九七九年的土墙灰瓦上。

父亲斜靠着东边的椿树，与两手交叉背在身后以稍息姿势站立的五哥进行午饭后的闲聊。五哥比我父亲还大一岁，只是因为我爷爷的辈分高，所以在称呼上，我们家总是高人一等。

我站在东边那棵椿树旁，两只小手握着父亲的一只大手左右摇晃着。这种无言的撒娇，促使父亲下定决心送我去学校读书。

那个下午乃至以前的时光，我并没有感到上学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当然，更不知道上学读书对我的前途有多大的影响。事实上，我的读书历史一穷二白，导致我的现实也骨瘦如柴。

之前的光阴，印象里，喜悦的成分占了大部分。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七岁孩子的经历中，是了不得的事情。当然，我说的年龄是虚岁。周岁说来，最多六岁的年龄。充其量也是屁大点的年纪。

当我还是屁大点年纪的时候，我的父亲是生产队队长。他最大的权利就是给队上每个社员派活。想让哪个知青干轻活就让哪个知青干轻活。

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基本公平对人。他知道城里来的知青无论如何也难以习惯农村的生活。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早已知道知青下乡只是短暂的一个过程，总有一天他们要回城的。他又何苦让这些大孩子们遭受这黄天厚土的罪。

于是，被派到四队的知识青年王伟就成了我家的常客。他以一个大哥哥的身份，教我踢腿、弯腰、翻跟头、打列子这些学武术的基本动作。

老天可以作证，我的那些武术基本动作并没有让我在大点的时候学成武术，却让我童年的画面里多了一些快乐的笑声。王伟给我做示范动作的同时，像小丑一样给我做鬼脸。而他四四方方的白皙大脸最终以灿烂的微笑斑斓了我童年单调的色彩，让我屁大点年纪的心灵充满了正午的阳光。

与王伟同时存在的还有大伯家比我大两岁的堂姐。在大人们熟睡的炎热午后，我们悄悄爬上我家后院粮仓旁边的桑葚树。在乡村午后寂静的阳光下，坐在树干上自由采摘桑葚放开肚子吃，那是能记起的最幸福的事。

一切的一切，在我虚七岁的那个秋日下午改变了。王伟回城，被安排在火车上当警察。多年后，他对我的牵挂，只是在给父亲的信里捎带着问我好。堂姐那年九岁，是农村上小学的年纪。

我的世界一下子就空了，空旷如同椿树枝桠和蓝天之间的距离。那个下午，我强烈要求去上学。我隐隐感觉到，那个四面围墙让人不能自由奔跑的地方聚集着我的热闹。